内容提要：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转变的重要内容是国族国家的重构。历史学与社会认同关系至深，在中华国族建构及随之而来的抗日保国时代成为显学。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出者。然而中国学术界在概念层面不甚区分“民族”与“国族”，晚近将二义归并用“民族”表示，带来历史学话语中的一系列纠缠，颇有碍于讨论中华统一性与多民族并存的历史事实叙述等问题。“民族”当指在历史经历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独自语言、文化习俗、社会认同的人群，“国族”当指基于共同生活历史经验和逐渐增强的文化认同而组成为国民共同体的人群。民族古已有之，整合并强化国族则为现代化转变过程的突出主题。国族虽经现代建构，但并非没有社会历史基础。国族意识为历史研究者带来一定主观性但又不能完全阙如。因而，历史研究者需尽量坚持实证、客观原则，并把握使国族主义不被作为唯一统摄性的观念原点。

　　关键词：国族;民族;国族国家;现代历史学;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

    作者简介：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导，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项目成果：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史学与社会——当代亚洲四国史学演变比较研究”(13JJD770006)的阶段性成果。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族国家的重构。这既以先前长久历史的演变为基础，也因“现代”强化的国际竞争环境和生存需求而刻不容缓。来自西方的国族国家思想作为“现代”精神为这场转变提供思想资源，历史学也因在此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而成为显学。梳理这一过程，可以看到，这场触及中国社会、国家、思想、学术的深刻转变，产生了整体意义上重新定向的历史作用，同时也留下一些话语歧义和思想分歧，同时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历史学本身一些重要的历史与时代特征。前人关于国族重构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未对“民族”与“国族”之关联与区别做透彻剖分，在国族重构的视角下对中国现代历史学时代与观念特征的分析尤难得见，故有此文。

　　一、对民族、国族概念的辨析

　　理析国族重构的历程会大量涉及“民族”和“国族”两个核心概念的关联与区分问题，尤其是“国族”概念使用不多，内涵需要说明，故先从两个基本概念的辨析入手加以讨论。

　　民族在何时形成以及民族的内涵如何，学界至今意见分歧。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基于血缘、地缘、部族的纽带关系，在共同生活中发展成为具有共同语言、习俗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现代华语学术界有时会回避将此类古代的社会共同体径直称为民族，而用单一“族”字，或“古族”“部族”“某某人”等等指称。其原因主要在于，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在大多数语境中被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特定意味的概念使用，与英语中的nation，即组成国家的人民整体对应。“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也被视为现代历史所特有的主权政治单元。英语中另有ethnic group，用来指称并非一定与国家整合到一起的“族”，在民国时代就已被中国学术界了解，但没有广泛使用。这个词本来可以与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对应使用，但现代汉语中的“民族”既与nation关联，ethnic group就不便译为“民族”，大多译为“族群”了。这里的问题是，“民族”既被赋予“现代”含义，在被用来谈论前现代的现象时，就成了一种借用语，使得前现代的“民族”怎么说都是模糊的。解决之法：应将“民族”界定为自然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习俗和文化心理的社会共同体，对应于ethnic group；与国家整合到一起的人民则应用“国族”表示，也即英文中的nation。用这样的定义重新来看，前现代的民族，即具有共同语言、习俗、文化和长期共同生活历史并形成社会认同的人群，很早就已经形成，其起源与“现代”与否无关，但伸展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与国族并存而并不由国族所限定。与此相关，中国学术界多数情况下所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是“国族主义”，英语中的nationalism其实应该被翻译成“国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与international应被翻译为“国际”而不是“民族际”同理。进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语境中的“民族”其实是“国族”，“民族国家”应称为“国族国家”。国族作为与国家组织整合的人群，具有比民族更浓重的国民共同体含义，其中可能包含多个民族，因而可能包含多种语言、习俗、信仰，它们在国家共同体层面形成认同和体制化组织形态而无需放弃自己的语言、习俗、信仰。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那本中译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的着作中的“民族”也是nation，即这里所说的“国族”，当理解为“从国族国家拯救历史”。在国族概念中，“国”是根本，而不是“族”为根本。国族在历史上越来越普遍地包容多种民族，而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已经基本绝迹。

　　国族的清晰界定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在欧洲历史上是在17世纪伴随国际竞争完成的。在中国，由于中华文明长期延续性历程作用和国家组织持续强势发展，国族意识在前现代历史时期略有形迹，但笼罩在君主—臣民关系结构中，未形成清晰的理论。西方势力东来，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直接冲突性接触，迫使亚洲各国快速地明晰和重构了自己的国族理念，甚至国族结构。前现代亚洲有国家，有民族，但是缺乏清晰的国族意识和理论，国族界定模糊，这成为亚洲各国在西方势力东来以后的国际冲突中处于被动局面的背景之一。从而，自19世纪以降，整合并强化国族，成为亚洲各国现代化转变过程所不能回避的事情。因为国族整合的过程必须在文化和政治归属层面比以往更加严格地区分自我与他者，确立认同的专属特性，于是就各自都增强了排斥性。因而，国族整合与国族主义的兴起，强化了国家为单元的国际冲突。

　　国族建构过程把一个国家内所有成员的认同向国家归属层面整合，在社会内部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神圣性和政府的权威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又被公认为是唯一主权实体，因而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强化的过程。国族主义的兴起——在一些语境中可能被表述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亚洲各国的现代兴起，都伴随重塑国家制度和重塑国族认同的过程。借助国族主义整合国家，借助国家整合来培育国民的国族主义意识，是亚洲各国现代历史变迁的突出主题之一。在这一历程中，历史学在重塑国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国族重塑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改造，从而在一开始就涂上了一层国族主义的共同底色。

　　所有国族认同都需要文化、历史知识的铺垫，都要通过文化和历史传统特殊性的共识来强化，故国族认同一定伴随着把原本模糊的文化、历史边界清晰化的过程，甚至是创造专属文化传统的过程。亚洲各国的文化历史原本深度交融，其国族建构必然要伴随一场文化和历史传统的重新切割。这种切割必须要由历史学来操刀，其中包括把以往的共同经验分剖为单一国族的专属经验。从而，国族主义与历史学结合，既推动了各国人民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特色的体认，也把更强的特殊价值立场和主观性带入历史学。历史学由是而成为现代亚洲各国学术中的显学。

　　有关国族主义的研究已然非常丰富，但从哲学、社会理论、社会思潮角度讨论问题的远多于深入探析国族主义与历史研究之关联的研究，直接讨论国族主义与亚洲历史学的着述就更少一些。杜赞奇的那本蜚声鹊起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较多关照亚洲经验来讨论国族主义的主要着作之一。杜赞奇认为，现代民族意识受黑格尔主义尤其是线性历史观的影响，仅仅承认已经在历史中意识到自我并成为民族的人民拥有权利，认为“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①黑格尔主义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话语的一种精密表述，在西方势力冲击非西方世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着启蒙理性的黑暗一面，西方强权者在启蒙文明的名义下，把人类划分为“先进”和“落后”的种族，并借助“民族国家”而推行“名正言顺”的掠夺。②近百年来，遍布全球的“民族国家”构成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将民族国家视为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其中‘代表’民族—人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③他在认定民族国家(本文所说的国族国家)对现代历史意识构成强力支配的同时，强调其暂时性和观念性，认为民族并不是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主体，“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④“民族”是被有意建构起来的，并将被解构，他自己的研究就是一种对那种认为群体是稳定的、像物种进化一样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自觉的观念的挑战，他的着作就是要“考察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是如何发明或利用现有的叙述结构来重新划定具有多种认同的集体边界的”。⑤杜赞奇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揭示出，国族意识的兴起是伴随着把民族历史的连贯性加以深描，并将之作为现代利益竞争工具的过程。国族包含杜赞奇所说的种种发明和建构，或者被发明和建构所影响，历史学家需要在其相关研究中警惕这种建构对历史事实叙述的渗透及其可能造成的选择指向。不过，杜赞奇忽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问题，没有有效区分“民族”和“国族”。从历史学角度看，民族和民族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演变历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情况。民族不是虚幻的，也不是现代才被构造出来的，杜赞奇的理论是易于带来歧义的。

　　欧洲势力在16世纪已经全面触及亚洲各国，但亚洲各国的国族建构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成为这一区域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主题之一的，这无疑与当时欧洲势力在亚洲推进的升级有关。西班牙人在明朝中叶就占据了菲律宾，葡萄牙、荷兰、英国在16世纪就在印度一些地方建立殖民地。但是东亚和南亚不同，这里有亚洲各国中最具有整体组织性的社会体系，所以欧洲人的推进于17世纪中叶停止在东亚各国的边缘，据南亚以视东亚，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将推进的锋芒直指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切实感受到欧洲殖民势力东来的真正威胁，虽然并没有立即兴起后来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运动，但影响深远的“自强”“洋务”运动，对西学的兴趣和海外留学潮流、太平天国运动，都具有深刻改造既有社会体系和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含义，已经构成稍后逐渐明确起来的国族重建运动的序曲。当时。中外政府在相互关系中已经开始处理中国人的国籍问题。⑥国族尚未成为“主义”时，国族意识和与国族分野相关的社会实践已经展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皆伴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体系面临危机的继续深化。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次年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经历半个世纪曲折社会改造的中国社会各界终于看清了先前各种尝试的局限，并深为日本的迅速崛起所触动。重构国族，包括改造国家政治体制和相应的国族意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诉求凸显出来。义和团运动和随后的八国联军劫掠北京、庚子赔款，把中国民众与清朝统治集团、与列强的矛盾都进一步激化，呼唤国家体制和国民意识的重构。尝试建立君主立宪体制的戊戌变法和直接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接踵而至。辛亥革命变帝制为共和，构成中国国家体制和国族建构的最突出的历史节点，也把参照共和体制原则和历史现实对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重新定义的问题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