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河流，每一条思想的河流都有地理、时间、空间、环境等多重意义的源头。

　　本书所辑17篇文章，汇聚的是王安忆近半个世纪不同时期的心旅历程，每篇文章就像是一条不同的涓流。这些文章从王安忆的身世谈起，一路穿过绍兴、徐州、上海，走进新世纪，飞跃维也纳、巴黎与美国西部。王安忆将17篇文章分为四大部分，体裁各异，创作初衷不同，但总体上彰显了其个人文学成长过程的四个阶段，即从社会的求学者，到参与者，到阐释者，再到国际文学和艺术体系的融入者。阅读这些文章，就像是追寻王安忆文学思想的路线图。

　　1986年，王安忆前往浙江绍兴茹家溇——母系祖居寻根。那时全社会刚走出革命年代，人们不再在亲情中划清界限，家族文化传承回归于传统轨道，社会“寻根文学”走向勃兴。寻根，某种意义上也是给自己的灵魂寻找一个安放的精神原乡。另一方面，人就像棵树，越是渴望长成参天大树，越会强化对根的深深眷恋。对于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王安忆来讲，这次寻根的意义不仅在于梳理日渐消淡的血缘关系，还在于深入到改革前沿地带基层，亲身感受思想的嬗变涌动。几乎每个为王安忆提供帮助的当地基层干部，都会不知不觉地谈到正在推进的项目，摩拳擦掌，踌躇满志。

　　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顺理成章地会传递到王安忆这样的个体。革命年代她曾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凭一腔热血，委身苏北徐州文工团，后又辗转于安徽农村。知青经历给王安忆留下了深刻但并不美好的记忆，后来许多变成了文字，或者转化为她的创作灵感。当这段岁月终于熬到结束之时，“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

　　所有巨变，全因此前的未变。书写革命年代，作为经历者，王安忆自然信手拈来。虽然那时家里并未遭受太大的劫难，但全家人生活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小学同学董小苹则是被恐惧笼罩的一个重要缩影：从“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到后来父母被打倒，转眼便矮人三分。王安忆笔下的董小苹，与严歌苓笔下的何小曼（《芳华》里的女主人公）有着某些类似。倒不是说这两者有何雷同之处，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基调往往大同小异。

　　后来的董小苹变成“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外在表现,越来越直面现实,不怨天尤人，而是通过巨大的付出，为自己以及家人寻找一个苟安之地。也所以，王安忆感到，“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另一个是她的内心,尽管她始终表现得小心翼翼，但“她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贵族气”。王安忆由衷感慨，“这一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

　　1983年，王安忆第一次前往美国，见到了作家陈映真。对于刚走出思想长期禁锢的王安忆，她像许多年轻人一样热情地拥抱消费社会。对急于了解内地年轻作家思想的陈映真，眼前的王安忆对物质生活的热情超出了他的想象。用王安忆的话说：“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也正是遇见陈映真，“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

　　王安忆写到自己作为中国文学的阐释者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写到自己与同龄人陈思和的思想对谈，写到对拉美文学崛起的深刻认识，写到走进音乐之都维也纳的点点滴滴……一路走，一路写，但她并非单纯的记录者，而是充满理性，尝试用自己的思想去度量所经历的一切，甚至连维也纳这样高大上之地也没逃过她的批判。在她看来，这座城市所居的音乐高雅地位，未能全部遮蔽其市侩化。就国内文坛追捧的拉美文学，她对那个时代最“脍炙人口的语录”即“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亦存质疑：“土着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批判，是王安忆文学思想不断凝聚升华的结晶，但她并非为批判而批判。她从自身出发，然后又从社会返观自己，“再掉过头寻觅遗迹，重新出发”。她不惧世俗眼光，认为知青下乡后不是知青改变了农村，“中国落后的农村文化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了他们，吞噬着他们身上萌芽状态的现代文明”。谈到两年的农村生活，她对一些农民身上的陋习直言不讳，认为他们“绝没有那种无私博大的气质，他们太穷，贫穷实在是件很坏的事，人穷志不穷是少数人的事，多数人是人穷志短”。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经历者，对于王安忆这种凌厉的批判，笔者感同身受，同时又深深觉得，许多短视行为，不只是知识性、传统性的，更是长期以来的劳动本质所决定的，毕竟几千年来他们经常面对靠天生活的太多不确定性。

　　在王安忆所谈的年代，总有一些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良心底线。比如那个因一次工作失误而被辞退的保姆，尽管后来她的日子越来越不如意，但她并不愿受人怂恿而去“告发”她的原主顾。正因如此，那个年代给王安忆留下的不全是人性的恶，还有董小苹那样的真，保姆这样的善。

　　寻找人性，讴歌人性，乃文学永远的主题。回溯王安忆的思想路线图，正是不断探寻人性的漫漫历程，这何尝不是所有文学工作者的上下求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