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常年在大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也因为对中国古代的美术作品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画册。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国宝在线”系列是我最感兴趣的，因为价廉物美，印刷质量好，所以我几乎收集了全套。我对《虢国夫人游春图》（以下简称《虢图》）的研究就是因为在教学以及在临摹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图中八匹马九个人，究竟哪一个是虢国夫人？于是我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写成了《〈虢国夫人游春图〉考辩——兼谈“何家村藏宝”》（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书。

　　究竟谁是虢国夫人？杨仁恺先生指认后面的“红裙女”为“虢国夫人”，并写入了中国美术史，但60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然而，由于争辩双方的理由都不充分，主要是反对者没有深入下去，拿不出过硬的有针对性的证据，所以僵持不下，以致连着名文物专家沈从文先生也只能无奈地认为：“各有所见，难得定论。”

　　我觉得首先要对虢国夫人有充分了解，其次，更要对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与她有关的人物有一定认识。于是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尽可能地搜集那些散落在浩瀚古籍中的与虢国夫人有关的历史碎片。我搜集的资料足足有五六本，其内容也是“跨界”的“大杂烩”：不光有文字的，同时也关注美术的、文物的；不光是虢国夫人的，与其有关的人物如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等也一一被纳入观察研究的视野。随着资料的积累增加，各个“碎片”进入它应该所处的位置，虢国夫人的形象也就逐渐清晰起来。

　　原来虢国夫人由于和皇帝有着暧昧关系，加之对权力、金钱的强烈欲望，于是成为唐朝一个正式的高官，所以她的服装首先是“官服”。而唐代的官服与男装是一样的，这与当时风靡的“女穿男装”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其内在原因却有所不同。“官服”（男装）成为虢国夫人的“常服”，因此在唐代的文字典籍中很难找到虢国夫人穿“男装”的直接资料，因为官员穿官服很正常，所以现在能搜集到的都是一些侧面的“旁证材料”。

　　由于虢国夫人是一位年轻的风流寡妇，和杨国忠、唐玄宗关系暧昧，且毫不回避，老百姓就送她一个“雄狐”的绰号，就是说她是一个穿着男装的“狐狸精”。而虢国夫人的同僚和谄媚者则称呼她为“洞天圣酒将军”。老百姓是“调侃”，谄媚者则是恭维吹捧“雅号”，但两者的共同指向都是虢国夫人的男装形象。资料还显示，虢国夫人曾以“贵公子”的形象出现在其他名画中，她为自己的堂号起名为“翠鸳堂”，这都是“男性形象”的明确宣示。更重要的证据是皇帝的“三花御马”，身后紧跟的婢女以及很多女性化的图案等都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得出虢国夫人穿男装官服的结论，我想，这应该可以为60多年的争论画上句号。

　　《虢图》几乎可以理解为唐代天宝年间的一张“历史照片”，它背后的历史、人物也因此鲜活起来。史书中多次提到虢国夫人“恃宠纳贿，其门如市”，所骑“三花御马”，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也是唐玄宗“放弃皇权”“恩宠无度”的形象证据。

　　那唐玄宗在干什么呢？主要是热衷于道教的长生和梨园艺事，对朝政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整天迎来送往的人物是道士仙人，忙的是“投龙奠玉”，配药炼丹，所以我就把“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投龙简”斋醮仪式中所用的“金龙驿”用到我文章的配图中。因为以前看到过“何家村窖藏”的一些图片，直觉应该是唐玄宗的物品，为慎重起见，我再对“何家村窖藏”进行一番研究，多次去上海图书馆借阅1971年的《文物》杂志和唯一全面介绍“何家村窖藏”的《花舞大唐春》，经过反复仔细地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何家村窖藏”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物品，时间是“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的天宝十五载六月。埋藏者应该是皇帝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当时可以说非虢国夫人和杨国忠莫属。

　　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最大的意外收获竟然是根据“窖藏”中的一枚“鎏金永安五男铜钱”透露的蛛丝马迹，突然触发我对《游骑图》的画面记忆，“失踪”了700多年的唐代韩干名画《五王出游图》竟突然跳到了我的面前——这就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佚名《游骑图》，是描绘唐玄宗五兄弟连骑出游狩猎与打马球的情景。

　　犹如一段堵塞的历史管道一旦被打通，好多真相就水落石出。或许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由于宋徽宗痴迷绘画，曾广泛收集到韩干的名画52幅，都记录在《宣和画谱》之中，经过历史的狂风暴雨，如今只剩下二幅，一幅《照夜白图》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一幅《牧马图》在中国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大陆一幅也没有。所以，如果《游骑图》真的就是韩干名画《五王出游图》，那么这一发现无疑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