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且善用之，是危难之际创业者的利器、困局之下中兴者的锦囊。古代有见识的帝王将相，无不把圣贤才俊视为平治天下的枢机。

　　远追上古，商汤任伊尹灭夏，武王用太公伐纣；东周纷乱，齐国依管仲、晏婴以称强霸，秦国据商鞅、韩非乃得一统；汉魏以来，刘邦识张良、韩信而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备招卧龙、凤雏始得“三分天下”之势。

　　中世以后，唐有太宗启魏徵于敌营，成就贞观名相；明有洪武劝伯温于草莽，奠定新朝基业。

　　实际上，自古用人之难，不亚于用兵。在关键时刻和关键位置上，用错一人就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甚至使国家陷入困境；用人得当，无异于点铁成金、妙手回春。

　　总结古代用人的经验教训，“识人”“任人”“御人”环环相扣。分而言之，用人之难，莫过于无人可用，所以要“识人”和“任人”，这是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用人之弊，莫过于各失其宜，所以要“任人”和“御人”，这是为未来准备。

　　在纷扰混乱的乱世或制度僵化的末世，“识人”最难。商汤识伊尹，是通过平常不会引人注意的饭食口味；文王得吕望，是在打猎途中的偶然相遇；孟尝君号称君子，却擅长在“鸡鸣狗盗之徒”中发现人才……他们心细而有德，不以身份、境遇和简单印象来判定人的价值，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

　　“识人”之后，就要“任人”。任用人才是极其复杂的工程，不过也有基本的原则，即“任人唯贤”。唐太宗用人，强调“用人如器，取其所长”。魏徵、萧瑀忠直敢言，常常触动众怒、犯颜直上，但仍然得到重用；房玄龄老谋深算，杜如晦当机立断，戴胄执法强干，这些名臣成就了流芳百世的“贞观之治”。

　　除了在选用人才时“任人唯贤”“扬长避短”之外，“任人”的有效性要得到保障，还离不开长期的考察。战国晚期的赵国因为两次任人失当，就直接导致了亡国。

　　战前，秦国在赵国散播留言，意图让赵孝成王雪藏廉颇而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孝成王果然中计。最终，导致几十万赵兵被坑杀，赵国国力大损。

　　赵国的“常胜将军”李牧，是名震天下、技艺高超的指挥官。他与匈奴、秦军对阵，几乎未尝败绩，是廉颇之后秦国最忌惮的赵将。公元前229年，王翦进攻赵国，成功施展反间计，导致赵幽缪王杀死了李牧。这次错误的决策，直接引致赵国灭亡。

　　再来看“御人”，曹操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大家”。魏国之所以能在东汉末年脱颖而出，一多半要归功于曹营中的济济人才。

　　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歼灭了袁绍的主力。此战结束之际，曹操在战利品中缴获一大筐书信——都是战前曹操部下写给袁绍的密件。写信的人胆战心惊之际，曹操却下令将信件全部烧毁。从此，那些一度萌生叛意的部下，越发敬重曹操。

　　官渡之战只是曹操建立和巩固北方政权的第一步，彼时他的势力还算不上强大。在这一关键时刻，曹操没有因为打了一场胜仗就洋洋得意，而是借机巩固人心。这些蒙他宽恕的人，日后都成了曹营中南征北战的主力。

　　总之，历来王朝的建立、政权的中兴，都离不开知人善用。今天，我们继承这笔宝贵的遗产，不能不在深思先贤智慧的同时学而时习之。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