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国权最近出版的学术着作《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主旨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指导下，研究东周青铜容器的区系历史，划分不同时期青铜容器各类、型、式的空间分布范围、格局与文化、国族属性。这一主旨决定该书与以往多着眼于从单一区域范围内对青铜器做类型学研究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不止于某一区域，即“打破地域藩篱”，从更宽广的地域视野来考察青铜容器的谱系关系。

　　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容器不仅有生活上的实用功能，在造型、纹饰上也反映着某种族群或区域的文化传统，更因与贵族政治生活、礼制活动与等级身份相联系而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因此，考古学意义上的同一类型青铜容器的跨地域分布，不仅体现了青铜工艺的传布，可借以了解文化交流的状况，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这是进行跨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之所在。此外，具体到研究青铜器的形制发展变化，如将视野止于某一区域，或许会将本来发生于其他区域的器类认为是本区域所创。而且，如果不着眼于了解某些类型的青铜容器跨时空的存在状况，仅从单一区域范围来确定此种器类各型式的存在时间，并以此来判定其出土单位（如墓葬）的年代，也往往会出现时间认识的偏差，这也是该书开展跨区域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另一重要学术意义。

　　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一方面，各区域的青铜器地域特征开始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列国之间频繁的政治、军事、礼制活动往来与领土兼并、易主，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各区域间的流动也比以往常见，这使跨区域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必要性更加凸显。

　　该书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与上述主旨相吻合的，即将跨区域研究的重心放在作者所谓“器物本位”上，显然，对于跨区域的青铜器谱系研究，这种“器物本位”是可选择的最佳方案。在宽广的跨区域范围内，将同一器类分布在各区域的各器形作统一的、综合的型式分类，可以分得更为细致，同一型式在诸区域的分布状况与各型式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都可得到充分而明晰的展示。

　　作为一部专门研究青铜容器谱系关系的着作，器物的型式分类自然是最基本的方法。该书绪论中，在对所选定的器类作具体的型式分类前，对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与应用程序进行了深入讨论。虽然型式分类的方法会因研究者不同而有差别，但型、式如何确定，以器物的何种共有特征作为分型的标准，以同型器形的何种渐变部位作为分式的标准，则还是应该尽可能地符合器物本身形制演变的客观规律。作者通过反思与评判以往诸家进行型式分类时在方法论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对于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考古学的器型学作了非常有裨益的讨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从本书研究主旨出发，强调了青铜器“型”的衍化（出现“亚型”“次亚型”等）是“横向分支分化”的产物，其中空间范围的拓展和分歧发展“就是通过隔离分化产生的新的地域分支”。这犹如生物从一个祖种开始，通过占领不同的空间，在隔离分化、适应不同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多样物种。这也是对考古类型学理论有新意的、有促进意义的阐述。这些认识为该书开展东周青铜器跨区域的分类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该书对东周青铜容器所做的具体的跨区域型式分类研究成果，是作者将上述理论方面的新认识施用于实践的体现。以类、型、式较为复杂多样的鼎为例，作者将东周时的青铜鼎分为九个亚类，每亚类下又分为若干型、亚型、式，并举出典型器为标本，依此种方式，按将东周时代分为七期的分期方法制成八张鼎的谱系图，同时在第三章又详细做了青铜鼎各类型空间分布的统计与示意图。这样就为探讨东周时期各类型鼎在各区域之间的分布，特别是看清彼此有共同来源而因所处空间差异产生分化的情况提供了方便。作者按照青铜器谱系研究的新的理论认识所做具体器类研究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跨区域的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跨区域的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确实可以克服单一区域研究可能产生的偏狭的认识。

　　该书作型式分类所采用的分期断代方法也有不同于以往同类着作的独到之处。

　　其一，该书所采用的“青铜器编年组”，即将青铜器形制特征相似的若干铜器群合为一个编年小组，小组中含有多件不同器类的标准器（或可与之相系联的铜器）以相互参校。以往诸家在作一个大的时段分期断代时已经采用过类似方法，比如郭宝钧作商后期铜器分期的论着，高明作东周青铜容器分期断代的论文。但作者应是出于作跨区域的型式分类研究、分期断代应最好有同一体系的考虑，所以在选择上述这种编年组时，多有其创意，即选择了六个重点地理区域，每个区域自成一编年组，并且不同于过去诸家以东周列国区域文化圈来分地域，而径直以地域分组，这样自然即比以大的区域文化圈划分更加细致。其中除山西、豫西、豫中、山东集中于一块地域外，也有“豫南苏皖鄂”这样跨度较大的区块，其目的自然是突破以往传统的东周文化圈的概念束缚，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实事求是地来选择相互关系密切的有助于断代的典型器类。

　　其二，在上述六个“编年组”内又进一步划分若干青铜器组（所分组与本书所分东周青铜容器之七期相对应），考察作型式分类时所定诸型式器物在各个青铜器组中的分布，寻找各组在器类、型式、纹饰方面的差异，并考察各组所共出的陶器的差异，由此明确各铜器组文化特征的变化与相对的时间差别。在此基础上，又在各组内选择本身可自行判明年代的标准器或器群，并与其他铜器墓中可判明年代的器群及可判明年代的有铭铜器对照，由此断代各组的绝对年代。这种判定各组年代的方法虽基本承继了以往诸家所用方法，但由于找寻器组之间的差异细致，且可对照的可借以判定年代的标准器更为丰富，所以对各组年代范围的判定即更为精细。同时，作者还采用了不同于以上“内证”的所谓“外证”的方法，即与其他地域年代可判明的铜器组相参照，提高了各组年代判定的可信度。

　　作者在完成上述多有新意的研究程序后指出，对六个地域性编年组中各典型铜器群做分期断代研究的结果表明，各地区东周青铜器发展演变的节奏和变化速率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对东周青铜容器分期的新的模式，即分为七期，在传统的“春秋早期”阶段前面分出了“春秋初期”，将过去不好区分容器形制早晚的“战国中晚期”分成“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又在“战国晚期”时段后续接“秦代、秦汉时期”，从而形成了本书新的分期断代体系，这种在研究方法更新基础上所做的分期断代体系上的革新，也是该书值得注意的特色。对东周青铜容器分期断代的细化，反映出该书所做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中，具有谱系关系的青铜容器各型式彼此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相互承继与变化的现象展现得更为真切。

　　考古学研究与任何学术研究一样，都要受到现时所能得到资料的限制，因而书中自然也有若干需要在今后进行进一步深入思考之处，如器物分型、亚型标准的选择尚有可商榷之处，有的归入同类型（式）的器形是否妥当亦可斟酌。此外，本书研究的时间起始点定在春秋初年，但春秋初各区域青铜容器的形制特征有许多都源自西周同类同型器，其根源在西周，不同区域之间之所以含有相同的类型存在，多可能不是春秋后发生文化及工艺方面的联系所形成的，可能也需从西周时期的文化类型覆盖面来解释。作者在“结语”中谈道，这本书只是其青铜容器研究的上篇，主要是研究东周青铜容器的谱系，未来推出的下篇将从另一个视角再作一番全面系统的考察，“重构东周各国青铜文化的特征形成过程和相互关系，进一步详细揭示西周至西汉之间中国青铜文化由相对统一，到裂变，到再次统一的过程和方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