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形成与演进，深受经济社会重大转型以及国家重大战略调整的影响，既体现了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明显的国情特点。随着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交叉布局以及政府与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因素更加复杂，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难度更大。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力量和制度活力日益成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进的决定性力量，以及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在价值、形态等层面发生的新变化，我们对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需要有新认识、新思路和新举措。

　　关键词：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政府调控；市场调节

　　作者简介：刘国瑞（1965-），男，辽宁建平人，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区域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资助项目（XLYC1804004）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区域发展和社会公平日益引起广泛重视，关于高等教育的空间布局和均衡发展的研究呈上升态势。基于教育地理学、空间布局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等视角，学术界在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演进轨迹、形成因素以及地区之间差距的实证研究和国际比较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既往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逻辑，即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失衡的根源是政府配置资源的偏差，改变不平衡状态的根本出路是中央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本文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进的历史合理性、现实复杂性等特征的分析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进的历史合理性

　　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是指高等学校数量、结构、水平、实力等构成要素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区域的分布，其本质是一定时空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状态，离开经济社会发展来探讨高等教育空间布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演进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

　　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形成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需要，对接收的旧高校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一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求，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院系调整，把仿效英、美模式的高校体系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校体系，同时建立了新的院系设置、专业设置、培养模式、领导体制架构。二是借鉴苏联模式，新建了一批院校。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地方创办的高校明显增多；另一方面，根据国情特点，集中财力重点建设了一批高校。经过1954年10月高等教育部发布《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195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等一系列政策调整，我国形成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点院校格局。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新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和制度,奠定了高等教育基本布局，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武汉、南京、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为载体，以重点院校为龙头的若干高等教育区域中心，并以此为支撑奠定了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份的高等教育大省地位。

　　这一期间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演进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体现出国家意志”。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既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地方主导发展的，而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重点的变化，有目的、有计划的主动建构过程，国家利益、中央政府、指令性计划是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形成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二是突出经济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初期是按大的行政区划进行安排的，北京、辽宁、江苏、湖北、四川、陕西等政治、经济重地是高等教育布局的重点区域，综合性高校和理工科院校始终是建设的重点领域。三是因经济发展、社会供给以及高校招生就业等均处于计划的刚性控制之下，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空间依赖性不明显，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性问题不突出，整体上处于相对均衡状态。

　　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之前：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剧变时期。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原有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受到了剧烈冲击。20世纪80年代区域经济的兴起，促使一大批市办高校风云而起，“中心城市办大学成为我国高校空间布局再生产的重要形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与实施，既调动了社会资本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催动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打破了人力资源的身份禁锢，出现了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成为影响区域高等教育实力的重要变量；以“211工程”“985工程”为核心的重点建设计划的实施，拉大了中央部委院校与地方院校的差距；20世纪末期下放地方的大批原中央部委所属院校，在拉近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距离的同时，也因为地方财力等原因拉开了与未下放院校的差距；世纪之交的大扩招，为地方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与空间，一些省份的高等院校数量有了大幅增长；高等教育成为新的竞争重点，全国至少有11个省份（辽、鲁、黑、川、皖、鄂、吉、陕、粤、浙、苏）明确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奋斗目标。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院校数量、类型结构、层次结构等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区域经济实力和活力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实力格局，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省份的高等教育领先地位保持稳定；广东、山东等省份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高等教育实力也实现显着提高；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传统老工业基地受经济转型、财力下降等因素影响，高等教育实力出现下滑。

　　这一期间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演进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多种力量交互作用，高校与产业集群及城市的互动显着增强。在影响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要素中，主导力量由单一的中央政府演变为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作用，利益导向由单纯的国家利益演变为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两个驱动，调控手段由单一的计划调节演变为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在经济、民生等领域的交叉布局，是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进的重要动因。二是地方政府成为区域内高等教育形态再造、实力提升的重要力量。“高等院校空间布局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省级政府的努力，省域高等院校数量增长和在校生规模发展首先取决于本省经济增长的规模，省级政府努力程度显着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三是随着全球化、知识经济浪潮的兴起，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空间依赖性显着增强，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性问题凸显。伴随大扩招而实现的地方高等教育大扩张，在缓解了地方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压力的同时，未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不断变化的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多样化需求。四是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性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高水平院校与一流学科建设成为缩小高等教育区域间差距的重点。

　　从近70年的演变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进轨迹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具有同步性。

　　在第一阶段，伴随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转变，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主要目的，在中央政府主导下，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奠定了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基本形态。这一时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适应国家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布局的需要，与地方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有相当大的关系，与地方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主要是着眼于国家利益，通过中央以计划为手段的一盘棋调控来实现的，无论院校设立、规模控制、专业布局、层次结构，都是由计划决定的。高等教育与产业布局、人口密度等基本协调以及区域间高等教育相对均衡，是计划体制下人为控制的结果。这一状态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资源极度贫乏的特殊国情，为巩固社会主义新生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低水平的均衡也影响了社会活力和生产效率。

　　在第二阶段，随着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确立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为适应经济区域化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发生剧烈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开始凸显。这一时期，经济区域化、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催生了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冲动；民营经济以及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引发了日益多元化的需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确立，使高等教育成为省际竞争的焦点。经济发展活力强、发展水平高的省份，越来越要求突破计划限制和各种管制，扩大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自主权；而经济落后地区往往也存在高等教育落后现象，因而强烈希望国家加大支持薄弱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力度，使本省适龄人口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交织在一起，成为推动高等教育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动因，促使原有的依靠统一的计划手段建立起的区域内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迅速瓦解。区域高等教育相对均衡状态的打破，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演变有效激发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也引发了备受关注的公平与效率之争。

　　新中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形成与演化，是与从中央集权到中央与地方共治、从大一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同步的，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共同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基本形态，而地方治理权力的扩大与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共同改变了原有相对均衡的状态。近70年来的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演变符合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情，也基本体现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具有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