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圭拉那魁兹洞穴的挖掘

     圭拉那魁兹是中美洲墨西哥瓦哈卡河谷一处以前陶期堆积为主的洞穴遗址。遗址面积不足80平方米，堆积厚度不过1米左右，前陶期遗迹仅七八处。然而，在项目主持人肯特·弗兰纳利教授的精心组织下，22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以系统论为指导，通过精细的发掘和筛选，获取了前陶期人工制品1775例，动物遗存500余例，植物遗存21700余例。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这些材料有机缀合起来，并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观察潮湿、干燥和平均年份随机变化以及人口平稳与波动的情况下，平均人数为四人的小游群觅食策略的变化情况。计算机模拟发现，小游群在潮湿年份中倾向于采取较积极的觅食策略，如尝试植物栽培实验，而在干旱年份则比较保守；气候突变和人口压力并不会加快早期农业出现的过程，农业起源还受到人与植物的共生进化以及基于信息和经验知识下的行为决策等因素影响。

　　 1986年，《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Guilá Naquitz: Archaic Forag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 in Oaxaca,Mexico，下文简称《圭拉那魁兹》）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农业起源研究领域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材料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并于2009年再版。本书在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对问题的阐释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想必便是陈淳先生领衔的翻译团队将其作为《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压轴之作的原因。

　　圭拉那魁兹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密歇根大学弗兰纳利教授，是美国当代杰出的考古学家。他倡导用系统论为指导重建和阐释人类行为、观察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等相关理论探索和个案研究项目方面有突出的学术贡献。弗兰纳利教授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皆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专攻动物考古，并有着较好的生态学基础。求学期间曾受到其时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的过程考古学领军人物路易斯·宾福德教授的影响，研究生期间还参加了罗伯特·布雷德伍德 教 授 （Robert Braidwood）1960年在伊朗德鲁兰平原（the Deh Luran Plain）与 理 查德·麦克尼什教授（Richard MacNeish）1961—1964年在墨西哥特化坎河谷 （the Tehuacan Valley）以农业起源为主要研究课题的多学科项目。受此影响，特化坎项目在1964年行将结束时，刚博士毕业的弗兰纳利教授在特化坎河谷南部150公里外的瓦哈卡河谷开始了他的田野调查工作。

　　经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弗兰纳利教授选择瓦哈卡河谷东部峡谷峭壁底部的圭拉那魁兹洞穴作为发掘对象，通过研究狩猎采集转向早期农业的过程来检视和发展农业起源的理论假说。1966年2月21日，项目团队开始对遗址进行试掘，并建立了初步的地层学序列。5天后，正式发掘工作启动，并持续至当年的5月10日。发掘工作认真细致、有条不紊。为了尽可能多的提取考古材料和信息，64个1乘以1米2探方的所有土壤基质全部过筛，并对未被扰动的探方开展孢粉分析。

　　圭拉那魁兹洞穴内的堆积共分为6个相互叠压的层位，自上而下依次是上A层、A层、B层（可细分为B1层、B2层、B3层）、C层、D层、E层。除了A层和上A层外，其他均属于前陶期，常规法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8900—6700年（未校正，下同）。研究者认为，前陶期圭拉那魁兹洞穴被四五人的小游群秋冬季节间断性使用，由此形成了包括大量植物残骸、少量动物骨骼，以及石器、木器、编织物等少量人工制品在内的考古遗存。其中，B层和C层出土的瓢葫芦（bottle gourd，Lagenaria siceraria）的 表皮碎片、B—D层出土的属于人工栽培西葫芦（domesticated squash，Cucurbita pepo）的 表 皮碎片和种子，以及B层的玉米残骸等，至今仍是研究美洲农业起源与传播的重要材料。

　　虽然遗址的发掘时间不足3个月，研究工作却持续了二十余年。其中，仅觅食策略的计算机模拟研究便耗费了四五年的时间，对野生植被的统计竟然长达近十年之久。经过耐心细致的打磨，圭拉那魁兹项目团队为学术界呈现了一部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之作：以解决考古学理论问题为引领，选择合适的遗址，采用精细的考古发掘技术，组织多学科研究团队，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全方位、多视角的去审视考古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和发展考古学理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势必将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产生积极作用。概括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圭拉那魁兹》的编写体例为考古学界提供了如何将考古学理论有机融入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中的范例。该报告分为八编，每编各有主题，又环环相扣。第一编，介绍学术界关于农业起源过程及其理论假说，并以此为背景引出本书的研究问题：重建瓦哈卡河谷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转变过程中的觅食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关于农业起源过程研究的普遍性的多变量模型。第二编，以瓦哈卡河谷为视角，详细介绍圭拉那魁兹遗址的文化和环境背景。第三编，系统介绍圭拉那魁兹遗址的发掘技术、发掘过程、发掘收获、碳十四测年结果，并对人工制品进行描述和分析。第四编，在对遗址所在区域现代自然环境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发掘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孢粉数据，复原古环境。第五编，分析遗址周围现代野生食物资源及其季节性和年度变化情况，并根据发掘出土的食物遗存，广泛结合民族志资料，从营养学的角度分析遗址前陶期小游群的觅食策略。第六编，在对各层位出土遗存密度分布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遗存组合的分布特征，重建不同月份洞穴内不同位置的功能区划，并令人信服地指出性别分工对于遗址功能区划的决定性影响。第七编，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重建气候与人口波动对瓦哈卡河谷狩猎采集到早期农业转变过程中觅食系统的变化。第八编，以与哲人对谈这一巧妙形式，完成对圭拉那魁兹遗址食物采集向早期农业转变过程的总结，并以系统论为指导构建多变量模型阐释觅食策略发生变化的原因。概言之，本报告从理论假设到实践，再用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描述和阐释农业起源的多变量模型。这种撰写方法对我国田野报告的编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本书采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成功地用静态可见的考古材料重建了动态的人类行为，这与国内考古学界强调所谓“透物见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科学严谨地解释考古材料，从中发现历史进程发生变化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过程考古学提出所谓的“中程理论”，作为沟通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的桥梁。然而，如何实践这一构想对于当时的考古学家来说是一个挑战。本书集结了22位分别来自考古学、地质学、生态学、动物学、植物学、营养学、计算机模拟等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专家，采用多种技术和方法，将遗存以组合的形式进行分析，并恰当地使用民族志作为类比材料，较为合理地推导出每层活动面、火塘、储存坑、人工制品、食物资源等组成的遗存组合所反应的人类行为及其变化过程，并且从认识论的角度阐释从狩猎采集到早期农业这一过程及其转变机制。这对于过程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有莫大的功绩，也为我们今天如何最大程度地从考古遗址获取材料和信息，并将之用于发展和完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相关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本书引入系统论，通过个案研究，发展出的多变量模型，较为科学地描述和阐释了狩猎采集向早期农业转变的过程。本书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以农业起源这一世界性的考古学问题为导向，以圭拉那魁兹遗址为研究对象，将这一季节性的营地置入瓦哈卡河谷这一局部地域，通过考察狩猎采集向早期农业转变过程中觅食系统的运转变化及其内部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来检验和发展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假说。本书认为，瓦哈卡河谷早期社会的生计策略和觅食系统主要通过季节性和周期性调节，这两个特点使得生计系统得以稳定延续。当觅食系统内的一个或多个因素发生变化时，系统就会发生偏离。触发系统偏离，促使其从狩猎采集转向早期农业的因素多种多样，除了关注环境突变、人口压力或密度失衡这些直接原因外，更应该思考人与植物之间的共生进化过程以及在信息和经验性知识指导下人类的行为决策。

　　当然，本书也并非十全十美。就项目团队人员配置而言，几乎堪称完美，但似乎仍可完善。比如，从本书公布的10个碳十四数据来看，有4个被认为晚于出土层位所属的年代而不被接受。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研究团队缺少年代学专家有关。根据地层学原理，晚期单位可以出土早期的遗物，但早期单位则不会出土晚期遗物。然而，实际发掘中可能存在不明原因导致层位关系扰乱且无法识别，进而出现晚期遗存混入早期单位的现象。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便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根据对贾湖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加速器碳十四测年结果可知，虽然大部分材料被证明确实属于贾湖文化时期，但有8个炭化谷物的数据却不早于距今800年，张居中教授等将之归结为晚期的昆虫、动物活动等原因造成的难以识别的层位扰动（见张居中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新进展》，《考古》2018年第4期）。这提醒我们，慎重地选择测年材料对于获取能够准确代表特定单位绝对年代数据的重要性。就研究材料的共性时而言，本书将每个层位出土的遗迹和遗物作为组合来构建圭拉那魁兹遗址的人类行为，然而如何排除这些遗存可能存在的年度甚至时代差异却是一个难题。当然，就目前来说，这一问题仍然很难解决，只能通过尽可能地减少推测来审慎处理。就研究主题而言，本书以瓢葫芦和西葫芦等非主食谷物类植物的栽培活动为主要案例来探讨早期农业的出现，这是否能够为研究世界性的农业起源提供一个普遍性模型，尤其是否可以代表、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新大陆的玉米与旧大陆的粟、稻和麦类等粮食谷物的起源过程，仍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翻译学术着作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尤以考古学科的专业书籍为甚。这是因为考古学是关于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问，研究对象包罗万象，研究方法千差万别，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和精力毕竟有限，能于某个或少数领域有较大的建树已经着实不易。再加上《圭拉那魁兹》关注的区域国内学者很少涉及，这势必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所幸，翻译团队的负责人陈淳教授深耕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传播，并有多部专着、译着出版，有着广博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学术造诣、丰富的翻译经验。由他领衔的7人翻译团队与圭拉那魁兹项目团队类似，都有着多学科背景的人员配置。翻译团队中涵盖了考古学理论、石器分析、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文物科技分析等多个方向的学者，这是本书翻译工作能够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呈现原着内容和学术思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中译本继承了《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前几部译着做法，即保留英文版的页码、地名和人名以及重要专业术语的西文单词用括号注明，这对读者理解原文的意思无疑具有较大帮助。不过，尽管翻译团队认真译介、责任编辑仔细校对，任何翻译工作难免出现一些小的纰漏。比如，本书中有把“龙舌兰”写作“龙石兰”等诸如此类的小瑕疵。同时，由于不同章节的翻译人员不同，在文笔和表达方式上也略有差异。瑕不掩瑜，这些问题对读者理解原着的学术思想基本不会产生影响。重要的是，这样一部世界级的经典力作推出中译本，无疑会引起国内读者认真思考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有机地融入遗址发掘与考古材料阐释工作中。如此，善莫大焉，也不枉翻译团队和古籍出版社译介本书的初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