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以往围绕所谓“新清史”展开的争论中各方均把注意力聚集在清朝的规章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满人精英的观念、习俗方面，这里另从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两个侧面，重新审视清朝国家的形成路径及其性质。清朝疆域的整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是为开国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边陲用兵过程，受到清廷独特的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的驱动与制约。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

　　关键词：清朝　地缘战略　财政周期　财政构造　低度均衡机制

　　作者简介：李怀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任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近一二十年来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方兴未艾的“新清史”，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过去把清朝视作中国历史上一个上承明朝、下启民国的大一统王朝的传统认识进行了修正。一是质疑过去流行的“汉化”说（即满人入关后在制度典章方面沿袭明朝，并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各方面仿效汉人，从而得以长期维持清朝的统治），转而强调整个清朝历史上据统治地位的满人群体与占境内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在科举、入仕、法律等各方面的不平等，以及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满人的统治特权所竭力提倡与维护的满人固有语言和风俗习惯，即所谓“族群主权”。二是不同意把清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上等号，认为清朝在将蒙古、新疆和西藏纳入其版图之后，已将自身打造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内亚”帝国，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汉人中原王朝，同时满人统治者也自我定义为一个普世君主，对境内由不同族群所组成的帝国的各个板块一视同仁，而非仅仅以华夏王朝的天子形象自居。

　　新清史学者对清朝国家性质的重新解读，在海内外学术界均引起了争议。但是无论是主张、赞同还是反对上述修正的学者，均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清朝内部的规章制度、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上；相对而言，对于清朝的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关注甚少。这里所谓的地缘政治，系指一个国家或王朝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在与他国交往尤其是争夺战略优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而财政构造，主要是指国家以赋税政策为主体的财政制度和由此所产生的财政、军事实力；它服务于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相应的治国目标，同时又受到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不用说，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比起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战略目标和达成目标的能力。个别学者试图就此把清朝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和欧洲之外的其他王朝进行对比，但仅仅是浅尝辄止，只留下一些简单粗疏的论断。以清朝前期的边陲用兵为例，一种流行的见解，是把此一过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建造（empire-building）和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等而视之。例如，罗友枝即称，“清朝对亚洲内陆和中亚的征服，可以与欧洲民族的殖民活动相比”，认为清朝的国家形成“已经具备了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欧洲史上所出现的早期近代各种特征”。濮培德更加明白无误地把清朝的边陲用兵比附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国家建造。和罗友枝一样，他不同意过去的一种流行看法，即把中国、印度和奥斯曼这些“农业帝国”跟欧洲国家加以区别，以为只有后者才经历了真正的“国家建造”过程，并且在早期近代和近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他的中心观点是，战争在清代国家的制度结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使中国与西欧国家有诸多可比之处。他写道，军事动员“改造了（清朝的）财政制度、商业网络、通讯技术以及地方农业社会”，清朝因此“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国家结构，从事战争动员和领土扩张”，总体而言，它“并没有与欧洲分道扬镳”。

　　到底清朝是不是一个可以与欧亚大陆历史上次第崛起的征服王朝或早期近代财政军事国家相提并论的帝国？要解答此一问题，还必须把它与有关近代国家形成研究领域中广泛流行的所谓“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范式联系起来加以审视。在这种认知架构下，勃兴于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大洲的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形式的诸多主权国家，均被视作“帝国”（包括古典的或前近代的军事帝国以及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国）的对立面。帝国最基本的特征，依照通常的解释，是其好战和对外扩张的特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疆域的多层次和不稳定，其意识形态的世界主义取向，其人口构成的多族群、跨文化特征，及其对其属地、殖民地或朝贡国的间接统治及奴役和剥削关系； 而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即有稳定、明确的边界和对其所属领土排他的主权，国际法下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通过弘扬其族群特性或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以及由此所支撑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此范式的视野下，帝国只不过是武力扩张的产物，是过时的前现代世界之遗存，而民族国家则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的全新现象，体现了人类群体的理性抉择和自由意志；现代国家的形成，往往被等同于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线性演进过程，尽管东西方各国的成长过程远比这种高度抽象化的历史目的论复杂。

　　表面上看，清朝国家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征战在清朝的疆域整合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清朝同样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王朝，在族群、语言、宗教等各方面呈现出多样性；清廷对边疆各地的治理也同样依靠种种间接的机制；等等。新清史学者的中心观点，似乎可以从这些事实中找到某些支撑，从而印证“帝国—民族国家”二分的适用性；就此将清朝视为一个内亚帝国，似乎也未尝不可。然而，如果不加区别地把上述“帝国—民族国家”范式照搬到近几个世纪的中国，则无法理解清朝国家演进和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现象，从而对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依据产生质疑。首先，不同于世界史上的所有其他帝国，边陲用兵在1644年以后的清朝历史上是例外（即仅仅限于17世纪90年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详见下文），而非惯常现象；其次，清朝的疆域自18世纪50年代以后即保持基本稳定，且与周边国家之间日渐形成了明确的分界，从而与世界历史上所有军事帝国的疆域一直处在不稳定的扩张或收缩状态并缺乏明确边界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清朝的结局，不同于世界史上所有军事帝国或征服王朝在其衰落后分崩离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众多独立国家，而是将其疆域完整地传承给继之而立的中华民国。今天的中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传统“帝国”疆域基础之上的国家。

　　为什么清朝入关后对边陲地带的用兵集中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的半个世纪，就时间而言，只占迁都北京后整个清朝历史的五分之一，而不像欧亚大陆历史上其他军事帝国那样让对外征战充斥其整部历史？为什么在此半个世纪之内，清朝的边陲用兵时起时伏，并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18世纪中叶又戛然而止？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清朝在18世纪中叶之后，一直能够保持其疆域的基本稳定，并在其覆没后由中华民国完整地加以继承，而不像世界历史上其他征服王朝那样，边疆一直处在不停的扩张或收缩状态，并且最终皆无一例外地走向四分五裂？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为什么没有如同“帝国—民族国家”范式所预设的那样呈现为一个断裂的过程，而是展现了一个传统王朝与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在领土和族群构成上的连续性？

　　解剖这一“悖论”是理解清朝国家的形成及其性质的关键。过去有关清朝的“汉化”及其立国取向（中原王朝抑或内亚帝国）的争论，只能部分地回答这些问题。其中主张汉化和坚持清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一方，力图论证清朝与20世纪现代中国国家之间在建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方面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而争论中的另一方，则或隐或显地质疑1912年以来的中国（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跻身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历史合法性。全面解答上述问题，有待对清朝的疆域整合、内地及边疆的治理以及清朝统治者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作全面系统的探究。限于篇幅，本文仅聚焦于既往争论中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但对理解清朝兴衰至关紧要的两个问题——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探究清朝疆域扩张的动因和国家形成的独特路径。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清朝疆域形成过程中的用兵情况和军事开销、清朝国家的财政制度和收支状况，以及影响国家财力的相关社会经济问题，国内学者已经分别就这些课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相关内容将会在下文中具体引用。本文的主旨，是在前人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朝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相关因素，尤其是其中的地缘战略以及支撑且制约此一战略的财政构造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通过清代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历史上的财政军事国家以及欧洲之外的传统征服王朝（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比较，探讨清朝国家的性质及其对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形成路径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