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1925年2月10日生，陕西省长安县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48年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天津历史学会会长、《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议组成员、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锲斋文录》等，主编《中国现代史稿》、《中国现代史》、《中国通史简明教程》等。 

　　在南开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白发苍苍的老者，他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魏宏运。魏先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是国内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尤其是他开一时风气，运用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华北区域史和抗日战争史，率先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现代史领域，体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范。魏先生虽年近九旬，但仍笔耕不辍，时常为报纸和杂志撰稿。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魏先生的治学理念，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1 初涉史学殿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历史学领域已辛勤耕耘六十余载，对历史学的兴趣是从何时开始的？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魏宏运：我对历史的兴趣源于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常给我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稍长，又教我读《左传》、《读通鉴论》、《古文观止》等。对历史的爱好始于中学时期，在陕西省立兴国中学读书时，老师多为北京大学毕业。创办《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的李敷仁，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让我销售报纸，给我看延安出版的书刊。着有《近世中华民族抗敌史》的武伯伦讲授历史课。这两位老师都是我的革命引路人。

　　攻读历史专业缘于偶然。1946年中学毕业，因为仰慕着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我报考了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学习四书五经、《书目答问》、史学要籍介绍、中国断代史、西洋史、英语等，有了一点国学基础，外文也有较大进步。1948年，出于学费、生活费的考虑，我转学到国立南开大学历史系。1951年毕业时，承蒙日本史专家吴廷璆先生和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的器重，让我留校任教，至今已60多年。

　　　　2 业精于勤 行成于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在与学界前辈的交往中，有哪些体会？

　　魏宏运：1951年留校后，我开始摸索并撰写了《民族英雄史可法》、《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后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研究兴趣逐渐浓厚起来。同时，吴廷璆先生吸收我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负责中国近代史的审稿工作。编委会每月开一次会，讨论稿件的审阅情况，吴廷璆、杨生茂、郑天挺、雷海宗诸师均参加。诸位前辈的言行让我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学术动态，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对我的成长意义重大。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调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他安排我为中文系和外文系讲授“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让我在实践中锻炼。1956年我又为历史系讲授“中国现代史”，从此开始在近现代史领域求索。

　　早在学生时期，吴廷璆先生就曾带领我们十几位同学到北京聆听范文澜先生的教诲。郑天挺先生来南开后，我担任历史系秘书（后称系助理）。他常带我到北京去，接触了众多学界领军人士，如郑振铎、沈从文、吴晗、单士元、尚钺、翦伯赞、周一良、邵循正、张芝联等。从中，我获益匪浅。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学风，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过程中有哪些治学心得？

　　魏宏运：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要不断积累。在教学中常会碰到问题，为了弄明白，我就去查阅大量资料，多读书，勤思考，丰富自己。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对我特别优待，星期天也打开书库，让我在书海中徜徉，探求知识。我还经常到旧书摊，淘了许多珍贵书刊。

　　只有将读书和思考密切结合起来，才可以发现问题。我受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的启发，开始研究武汉革命政府。先到天津、北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后又在吴于廑、肖致治先生的帮助下，在湖北省委党校抄录《民国日报》。基于此，我陆续写了七八篇文章，并发表在《历史教学》上，有学者将其称为率先研究武汉政府之作。

　　有人说研究历史很枯燥，但一旦进入研究状态，就会感到其乐无穷。我研究孙中山，是因为他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其丰功伟绩很感人。我研究周恩来，是因为五四运动时他在狱中撰写《检厅日录》，给狱友讲马列主义。我深受启发，陆续写了六七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周总理的侄子周尔鎏给我提供了其家系表和相关资料，对我帮助很大。历史学者的研究要客观公正，譬如研究抗日战场及其历史地位，不能只看到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要充分认识到是国共合力打败日本侵略者的。

　　人的知识来自多个方面，除了向老师学习、到图书馆阅读，还应向社会学习。我认为古代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就要依靠地下发掘；现代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就应走向农村和城市，把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结合起来。基层社会的变迁，广大群众怎样接受政府的政策，这类问题都可以在生动的口述史中找到答案。我多次到河北农村调查，与农民谈心，增长知识和学问。我和学生到冀东调查时，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还健在。通过他们口述，我们了解了冀东近代社会的变迁，了解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农民怎样涌向唐山、秦皇岛、山海关的港口和矿区，成为工人或亦工亦农。我们还发现冀东乡村的行商、小贩特别多，土改前丰润县有商贩3529人，土改后有商贩3931人。玉田县窝洛沽的每次集市，小摊贩达到1000多人。通过考察冀东商业贸易、日常生活、生产状况以及政权变迁，我对冀东社会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认识到冀东的现代化程度居华北地区前列。正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我才写成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

　　历史研究不仅限于撰写文章，各种体裁的写作对自己都大有裨益。我撰写了《孙中山年谱》、《魏宏运自订年谱》，和梁寒冰主编过《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独立主编过《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民国史纪事本末》（8册）。

　　3 上下求索现代史研究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显着成绩。请谈谈您是如何开展研究的？目前中国现代史研究有哪些发展和不足？

　　　魏宏运：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还不太把现代史当作一门学问来看待，各高校历史系也没有近现代史专业。1951年我毕业留校后，曾主攻南明史，也讲授过中国通史。1956年，教育部制定的教学计划中设立了中国近现代史课程，郑天挺先生让我讲授该课。当时没有教材，我只好根据教学大纲，收集资料，买了很多书，如斯诺夫妇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冯玉祥日记》及一些回忆录等。在教学实践中感到只有史料，缺乏理论分析，讲起来还是不好把握，我便翻阅《新青年》和《向导》，对我大有帮助。除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史料外，现代史研究还要进行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然后分类整理。我多次赴华北农村，与学生一起调查华北某村或某地区的自然环境、人口变动、基层组织政权演变、农业生产、工商业状况、集市贸易及家庭演变、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收获颇丰。

　　为配合教学，我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上下册），先后被100多所大学的中国现代史专业选作本科基础教材，并销往美、日、法等国，学界同行普遍认为该书在内容、资料、叙述、语言、观点上比较可取。针对教学需要，我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5册）、《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等配套书，这些书一直是中国现代史本科教学的基础用书。1992年，我针对外国大学生学习中国历史主编了《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被新加坡的大学指定为中国历史学科教材。我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也被多所高校用作教科书。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南开学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勤勉踏实的学风对我影响很大。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杨生茂、冯文潜、滕维藻、杨志玖、王玉哲、黎国彬等先生都给过我教导和指点。在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我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开设的课程也逐渐由基础课向专业课转化，先后开设了中国现代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武汉国民政府研究、南昌起义、土地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概论、博士生专业英语等。1982年，我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资料进行搜索整理。我承担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资料的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了《晋察冀边区财经史资料选编》（4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2册），并于1984年和1991年分别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的汉学家出席了会议。会议既是他们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窗口，也是中外学术交流的舞台。后来，我组织与会学者到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参观，两次会议也使我与国外同行成为朋友，此后常有书信往来。

　　据了解，1984年以后，有关抗日根据地的着作、回忆录、资料和工具书已达140部以上，文章有600多篇。研究内容丰富多彩，从毛泽东思想、中国历史道路到一些具体政策的背景，从宏观理论的探索到人物、事件的评述，从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针到考察一个村的农民生活，从政治体制到秘密社会组织，都在研究之列。根据地历史的研究，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在，中国现代史研究更专门化、分工更细，出现了灾荒史、金融史、宗教史、教育史、少数民族史等。1978年前的研究主要侧重政治史，之后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可喜局面。但也出现了碎片化的问题，学者往往只讲一个问题，缺乏宏观的论述。这值得注意。

　　　　4 史论结合是治史之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根据真实的史料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往往真伪混杂。历史研究者应该如何辨析史料的真伪？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的关系？

　　魏宏运：历史是过去存在和发生过的事情，不能虚构。确定研究题目后，就要寻找资料。资料有真伪，需要辨别，引用时要慎重。我们评论一篇文章时，总要问有没有新的资料，有什么新的观点，必须对资料进行诠释或解读。由于历史观和认识上的差异，研究者在资料分析上常常发生争执。资料虽然是第一性的，但如果一篇文章仅仅摆出了一大堆资料，人们必然要问：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必须进行论述，做到史论结合。

　　历史研究不能只就事论事，停留在事情的表象。譬如，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历史学者就要探究其背景、目的和影响，认识到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不承认其侵略暴行的本质，也是中国和韩国坚决反对的原因。日本当政者粉饰其侵略行径，这是东亚各国都应该警惕的。

　　随着档案的不断解密，许多历史事实需要重新认识。过去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文化的破坏，在很多历史问题上，保留下来的档案很少。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是改革开放后的重要课题。

　　另外，多读一些哲学理论书籍也有助于史论结合。我曾读过施存统、刘若诗译着的《辩证法浅说》和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我喜欢阅读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常翻阅《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人非生而知之，我信奉开卷有益的说法。

　　　5 脚站八里台 胸怀全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研究需要与外界交流，忌讳闭门造车。请谈谈您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情况。

　　　魏宏运：中外学者的互动，让史学研究有了新气象。改革开放以后，我曾经5次到美国、日本，2次到欧洲，3次到澳大利亚讲学或参加学术讨论会，结识了不少汉学家。他们大多懂几国文字，知识广博、阅历丰富。1983年至1984年，我作为富布莱特教授，在美国蒙大拿大学讲学两个学期。美国学生在课堂上喜欢提问题，教师当场回答。我在讲鸦片战争时，一个学生问到，美国没有参战，为什么也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我讲《中俄北京条约》时，一个学生提出：“沙俄以什么理由占领中国领土？”这样的问题都是有启发性的。一位教授几次与我讨论冷战问题，我感觉他们很关注现实，美国学者的文章论述较多，日本学者的文章则具体叙述多。我们应该取其所长，补己之短。

　　经教育部批准，1990年8月至1995年9月，我带领南开大学现代史的同仁们，与一桥大学三谷孝为首的六七位日本学者一道，对房山县吴家店、顺义县沙井村、静海县冯家村、平原县后夏家寨村和滦县寺北柴村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村政权、教育、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宗族家庭、乡土文化等。在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将调查资料出版成《中国农村变革、家庭、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上下册）。2012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出版了《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汉文版），是南开大学“211工程”重点项目。应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文化遗产。

　　我也经常鼓励学生要站在八里台，胸怀全世界，多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只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才能扩大我们的视野，深化我们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