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讯 (记者 田享华 实习生 赵何娟发自上海) 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致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王沪宁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人生。

　　现在已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的他，依然保持低调，当记者试图走近他时，他拒绝了，因为“不想张扬”。

　　最珍视的头衔：“读书人”

　　王沪宁在学校的身份是教授兼博导，还有很多头衔，不过，他自己最为珍视的头衔是“读书人”。当别人介绍他是一位学者的时候，他会立即更正：不，只是个读书人。

　　王沪宁的学生，也是他曾指导过的93复旦大学辩论队最佳辩手蒋昌建说：“别以为‘读书人’仅仅是一种谦逊，真正称得上是读书人的，恐怕没几个。读书人实际上就是专注某一项工作的人，与偶尔的读书不同，就如偶尔的炒炒菜并不能称之为一样。”

　　王沪宁曾经的学生，现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定平对记者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王老师的勤奋，他也一直都在以这种勤奋的精神作为榜样和鼓舞。

　　“复旦借书都有贴到书里的借阅卡，每一个借阅的人都要在借阅卡上签字。”郭定平很清晰地回忆说，“但是我借过的每一本书上都能看到王老师的签字，而当时我的同学也都有这样的体验，足见王老师看过的书有多少了。”“读书和写书已成为他不可割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曾有人问王先生一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先生答道：读几本好书，教几个好学生，再写几本好书。

　　理性精神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他：“王沪宁也许不是一个均质的整体，而是一个变化的整体，他不断创新自我和消除自我。”

　　“他是很理性的人，在任何时候均十分有理性的人，在任何时候均十分有理性，不会动感情。”这一点，他是承认的，并且将这两句话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我是轻易不动感情的，在这个时候，我也没有。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深处有着无比壮阔的感情的波澜。”这是他最后一次带领学生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舌战狮城捧得桂冠后的表白，功成之日便是分别之时。无论曾经的生活是如何风光无限，无论是当下的成就如何灿烂夺目，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说出即将分别的事实。这是他理性的明证。

　　他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和思考：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许许多多的难题和矛盾，我们真正艰巨的任务是在大千世界中来征服难题，克服矛盾。并且将他的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更透彻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这种理性的精神既是复旦给予他的，也是他实践并强化后回馈复旦的。

　　思考“新加坡标本”

　　祖籍山东的王沪宁，少年时期即表现出喜好哲学和政治思考的倾向。

　　“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不得不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思考一天来的经历。”王沪宁这样说，“夜色暗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来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他曾经为了复旦的荣誉而二度出征新加坡，每一次都匆匆忙忙，以至于他离开新加坡的时候，箱子里除了带来的衣服，没有当地的任何东西。

　　但事实上，他高速运转的大脑，已然“充满了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的印象和感觉”。因为他一直就在思考、探触新加坡这个“样本”：现代化后的华人社会。

　　而通过这个“样本”，他力图寻找可以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并不多见。

　　除了对政治对现代化的思考，王沪宁的书里还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思索，而所有的思考，都是围绕着一种读书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而来，而能够从容思考，则是外部的宽容和自身的理性。

　　复旦大学一位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告诉记者：“我们很多老师都曾是王老师的学生，他们从王老师那里学到的会一点一滴地传给我们，而复旦精神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