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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文学的“魔力” ——访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
2013年08月12日 15:25 来源:光明日报 2013年08月12日 作者:记者 陈晓晨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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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夏的一天,意大利汉学界的权威人士史华罗教授高兴地接受了光明日报的采访。

  记者: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汉语并接触到中国文化,在那时的意大利,成为一名汉学家并不被社会普遍认同,您的求学之路也承受了一定阻力。是什么使您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又是什么使您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

  史华罗:我在中学时期就对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感兴趣,常从老师那里零星地听到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的介绍。慢慢地,我被一个在地理上如此遥远、在文化上如此不同、在历史上如此悠久的国度深深吸引,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我跟随当时的意大利汉学家开始了最初的学习。后来我又接触到中国画,种种富有美感的线条和色彩深深吸引了我。再后来又接触到中国文学,我便反问自己:这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对我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而言,这种阅读体验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与之前阅读西方的宗教、文学或哲学的感觉不同。

  请允许我打个比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它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因此知识不是对物质世界的感受,而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种哲学思想同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一直很好奇,中国文化如何能沿着这种与众不同的轨迹前进,并且持续了这么悠久的历史,所以想从基础的学问开始,更多地了解中国。上大学之后,我曾在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上汉语课。那是一个研究远东国家特别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机构,在当时的汉学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随后,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演变史这两个方面。这也成为我研究汉学的起点。

  记者: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元素最吸引您?您是如何确定和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的?

  史华罗:我对明清时期尤为感兴趣。首先,这一时期的史料最为丰富。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时的中华帝国已高度成熟,却尚未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直到清朝中期,中国与西方的交流都十分有限,且零星传入的西方思想并未占据主流地位。所以说,如果想了解西方思想涌入中国以前,中华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就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此外,明朝时期的中国取得了多方面的发展,也经历了多种社会变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人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很可惜的是,这种变化却在清朝戛然而止。满人统治下的清朝在思想控制方面却比汉人还要讲求正统。不过,即使是在正统思想统治下的清朝,还是有许多文人关注“情感”这一要素。“情”这个字眼有多种含义,例如“情况”“情势”,但也可以指人的情感、欲望和爱。通过对“情”的关注,我逐渐将研究重点从社会领域转到了人文领域,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更加关注中国人的思维,从“情感”变化研究入手,进而研究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核心“文化”意识,由小见大,以情鉴史,通过情感表达的变化来观察社会价值系统的历史演变进程。

  记者:您对汉学研究的现状和今天中国的发展有何评价?

  史华罗:今天的汉学研究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这一专业产生兴趣,并逐渐走上了汉学研究的道路。在我开始学习汉学的时代,大概只有7、8名同学,而现在,仅仅我的学生就已经有300人。汉学领域的专业划分也更为细化,仅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各大学里和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有许多,涉及到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这些都体现了汉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向前发展。

  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背后隐藏的,应该是中国对于外部世界态度的变化,这种态度的变化更是一种倾听的,理解外部意见的能力,它体现了中国社会最为开放的侧面。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理想理念——求同存异,在争议中求得和谐,即欢迎外来的人士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一种非常智慧的态度,一种对于儒家思想的新解。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与时俱进的愿望,这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人类是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惰性的,因此,不断地变革并不容易。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具有不断改变过去,不断适应现状的态度和能力。我想,这也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秘诀之一。

  链接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出生于1943年,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东亚史教授;《明清研究》杂志创办人及主编;“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群体想象及情感表达国际科研项目”负责人;意大利汉学学会、欧洲汉学学会理事。

  史华罗教授于1966年获罗马大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其研究领域从早年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转入明清文学史领域,着眼从“情感”变化研究入手,探究更为深层的核心“文化”意识,并力求论证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的变化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共出版学术专着近60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2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孔子与儒家学派》《中国思想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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