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研究近百年来，大量自然科学方法被运用于不同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的研究中，从农业到手工业、从自然环境到人地关系……结合不同的科技考古手段，为人们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前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解决了哪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何通过科技考古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展现仰韶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发展状况？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中国考古学有多学科合作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何时开始，科技考古被运用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中？

　　张居中：随着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页。中国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起点却很高。作为一个杰出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不仅运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平层逐层揭露法，而且，一开始就把地貌学和环境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之中，还利用当时刚刚问世的植硅体分析方法，研究仰韶村遗址出土的红烧土中的稻壳印痕，他也非常重视骨骼鉴定以及陶土化学分析，可以说是多学科协作研究。后来，李济先生研究了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土的蚕茧。种种实例表明，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科技考古方法融汇于考古学研究之中，开创了多学科合作的传统。在后来的几十年发展历程中，诸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分析方法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之后，考古工作者跟踪科研前沿，逐渐与科技工作者相结合，不断把新的科技方法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之中，如同位素分析、DNA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做出了一系列有显示度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研究仰韶文化时，哪些问题凸显了科技考古方法的运用价值？尤其在近10年以来，科技考古在仰韶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解决了哪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张居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与各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的联系与合作日益密切，改进并丰富了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许多有显示度的成果，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有不少鲜明的体现，例如，灵宝西坡遗址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证明，仰韶文化中期，家猪已经取代野生动物成为人们主要的肉食来源，而且社会上层可能较多地占有肉食资源，寄生虫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认识；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存在粟、黍、稻混作的种植结构，5000年前，稻作栽培技术已传播到了陇东地区，并向西南传播；对班村遗址彩陶的分析得知，白彩的显色物相为非晶铝土矿，红彩和黑彩的显色物相为赤铁矿、磁赤铁矿和锌铁矿等多种矿物成分。类似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丰富并完善，甚至改写了对仰韶文化的传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