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央视《百家讲坛》让原本潜心书斋研习清史的阎崇年成为公众人物。

　　虽然生活越来越忙碌，他却并未改变学者本色。读史阅世六十载，八十高龄亦笔耕不辍，今年1月，精选了他29篇代表作的《阎崇年自选集》问世。

　　在采访中，阎崇年最希望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历史的人能慢下来、静下来，重学术、出精品”。

　　对于已经82岁的阎崇年，似乎不适合再用“成长”二字。

　　但在日前对他的专访中，记者才了解到他还没有退休，作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了学术研究。每天工作到深夜，清晨4点多起床，他还总说“时间不够”。很多人在猜测他什么时候出封笔之作，他却不谈封笔，那些或新或旧、如山如海的史料，已经被他视为精神食粮，不“吃”不行。采撷、咀嚼、反刍、回味，总会有新的感悟、新的发现，每到这时，他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对这样一位从茫茫书海中不断发现“新大陆”的人，“成长”二字怎能不适用？

　　历史观

　　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一种眼光

　　对历史感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阎崇年不记得了，只知道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就觉得有意思，还想读。

　　后来跟随父亲，从山东蓬莱的一个渔村到了北京，考入了北京六中读中学。那时候，《说文解字》《史记》都颇为流行，十几岁的阎崇年用积攒的零用钱买来这些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直到今天他还纳闷：小孩子读这样的书，居然不觉得沉闷。

　　上了大学后，一有空阎崇年就往图书馆、书店跑，琳琅满目的图书滋润着求知的心田。如果你今天问他：历史为什么吸引你？他会回答：学历史，可以看到古往今来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和最具智慧才干的历史人物，那有多大的吸引力！但小时候的他，没想过那么多，只是喜欢，不问究竟地喜欢。

　　那时，阎崇年攻读先秦史。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先秦史论文拿去请中国科学院的杨向奎教授指教，杨向奎看后连连叫好。但几天之后，杨向奎给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阎崇年写来一封信，希望阎崇年转攻清史。在信中，杨向奎提出先秦历史大多依靠关中的地下发掘，身在北京并没有很多资源。而在北京研究清史则有着别处无法相比的优势，紫禁城、清宫档案都集中在北京。

　　收到这封信后，阎崇年“闭关”思考了一个月，做出了研究清史的决定，也由此开始了他50年漫长的清史研究之路。

　　然而，这一路也充满坎坷。“文革”前，有人说阎崇年走“白专”道路，是“右倾”，于是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被下放到地处居庸关的北京南口农场，进行思想改造。阎崇年最放不下他的那些线装历史书，不管去哪都随身带着。一次他被领导找去谈话。领导问：“你为什么到农场？”他说：“改造思想。”“改造思想为什么看线装书？”他说：“我学清史啊。”这位领导较为开明，没再批评他，只是让他注意群众影响，并安排他值夜班，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读书。

　　《努尔哈赤传》就是在那段时间那个特殊的环境里酝酿出来的，不仅能从文本上寻找出阎崇年最早通读原始史料的影子，更能看出作者历史观的奠定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20岁，正是历史观培养的最佳年龄段。几年间的幸与不幸，并没有单纯地成为他心灵上的一道疤，而是从时代变迁和人生沉浮中获得了一种眼光：审视历史、挖掘历史、求真求理，不人云亦云、概念先行，更不遗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