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裨发展。编写学科史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工作，因而也是行之有效的文化积累工程。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可将有关历史（包括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整理、传之后世。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 七十年 一百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综观百余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学科同中国文学学科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

　　一

　　首先，“百日维新”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等“托洋改制”论是继承“洋务派”的“体”“用”思想，并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林纾也因此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论更是振聋发聩，令时人耳目一新。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明确视其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若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坚定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此外，“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的“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第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第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尚的功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利用外国文学宣传科学、民主和民族独立思想。如此，英、法、德、意、西文学和俄苏文学、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以特刊形式得以评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还联手茅盾创办了《译文》杂志。除国外现实主义文学外，方兴未艾的现代主义文学也一股脑儿进入我国，后者在上海等地掀起了现代派诗潮。从鲁郭茅、巴老曹到以冯至为代表的抒情诗人和以卞之琳、穆时英为旗手的新诗派；中国新文学大抵浸润在蜂拥而至的外国文学和本国现实两大土壤之中。而且，多数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大抵是一手翻译、一手创作的“双枪将”。故此，围绕外国文学翻译，作家鲁迅和瞿秋白曾同梁实秋和陈源等人进行辩论。鲁迅1935年在《“题未定”草之二》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翻译观，他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顺统一”说。这些都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得出的基本判断。这已经明确涉及文学翻译“归化”和“异化”的平衡问题。而外国文学的翻译和译学、出版和评价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新文学，乃至白话文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出于革命斗争和思想启蒙的需要，外国文学的译介一直十分注重思想性。鲁迅自《摩罗诗力说》起便以特有的洞察力和战斗精神激励外国文学工作者。茅盾关于外国文学的不少见解也主要基于社会功能和思想价值。茅盾的《西洋文学》、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吴宓的《希腊文学史》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专题着述。虽然这些作品还称不上多么深入的研究，但即便如此它们的出现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俄苏文学和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先是受到了“学衡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林语堂等人的讥嘲。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封杀与追剿。就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一度嘲讽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由是，鲁迅曾赞誉苏联文学的译介者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郑振铎更是认为“灌输外国的文学入国中，使本国的文学，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从“娜拉的出走”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批热血青年在外国文学的感召下走向革命或抗日救亡。

　　二

　　“五四”运动以降，除了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新文学旗手，一大批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参与文学创作，反之亦然。其中有胡适、茅盾、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元任、张闻天、夏丏尊、陈望道、李劼人、王鲁彦、李霁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巴金、周立波、沈从文、穆旦、丁玲、冰心、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冯至、周扬、傅雷、卞之琳、李健吾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值得称道的是，李健吾对文友巴金早期作品《爱情三部曲》进行了严肃批评，洋洋万言中除了肯定巴金作品的社会意义，认为其风格的阙如令人遗憾。巴金积极回应，这场持续达半年之久的笔墨官司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却并未摧毁二人的兄弟情谊。同样，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鞭辟入里，有时甚至字字珠玑。他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为坐标，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不仅以机巧取胜，而且在情欲的驱动下使人物显得绚丽夺目；但《倾城之恋》惟有华彩，失却了骨干；至于再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如《连环套》则内容贫瘠，只剩下作者本人了。如上批评即使今日读来，仍余温绕梁、令人感佩，盖因伟大的文学不仅要有风格、有机巧，更要有思想内涵、精神境界，反之亦然。换言之，作家须既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既充满激情、富有想象，又细节毕露、异彩纷呈。而这些无不要求作家对生活、对时代社会有深入体验和犀利洞识，同时又才情兼备，善于文心雕龙。二者缺一不可。

　　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翻译家、作家、评论家往往三位一体，从而使文坛呈现出积极的批评氛围。古风未祛，许多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可谓诸子百家式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