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理论评论界对中国文学状况的思考阐释，提供了基本的立场框架。此外，“中国当代文学70年”无疑是2019年最重要的理论关注点之一。许多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思想碰撞中产生的话语火花，将为文学理论评论带来更多的光和能量。

　　文学“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的句子。这篇讲话，随后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为标题，发表在《求是》杂志上。“新时代”，在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评论领域始终是高频率出现的关键词。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新时代”这一概念提供了关于社会发展和文学内部历史的最新划分与定位方式，更是由于这一概念的背后，真切地存在着新的文学语境、新的文学格局、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课题、新的文学可能。它引导我们从崭新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出发，去总结中国文学的来路、分析中国文学的现状、并展望中国文学的未来。

　　与此前一样，201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理论评论界对中国文学状况的思考阐释，提供了基本的立场框架。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高度肯定和评价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贡献，并对中国文艺文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一大批向更深处挖掘、向更新处阐释的理论文章在过去一年中发表出来。铁凝在《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发表于《求是》2019年第1期）一文中，深入而全面地阐释了文学与“新时代”间的关系：“新时代，意味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拓展，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里那些迷人的数字，意味着一个大国乘风破浪的豪迈姿态，更意味着一个民族光辉灿烂的前程。而作为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我们更愿意去辨认人们的表情、神态、语言与行动，以及隐藏在其下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图景。”李敬泽在《新时代 新课题 新作为》（发表于《人民日报》2019年7月27日）中提出，“身处宏伟的社会历史中，这个时代的写作者需要一种与之匹配的认识能力、一种辩证的总体性视野，从纷繁万象中把握主流、趋向和结构，从个别、具体中洞察总体，也把个别和具体还给总体、还给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何向阳《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体会》、范玉刚《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问题导向》、马建辉《习近平文艺讲话的历史性理论贡献》等文章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相关话题。

　　《文学评论》在2019年第4期推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专栏、《文艺争鸣》在2019年第6期推出了“理论批评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此类努力鲜明地显示出理论评论界构建中国本土文艺理论话语的自觉意识，这也是近年来愈发明显、而在过去一年中得到持续深入推进的理论评论潮流趋势。谭好哲《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的三个追求》、刘跃进《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高建平《资源分层、内外循环、理论何为——中国文论70 年三题》、张江等围绕“公共阐释论”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皆可放置在此话题框架下加以关注。

　　新中国文学70年与五四运动百年：成就经验与未来启迪

　　201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它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意味着新中国文学（即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70年的岁月。“中国当代文学70年”无疑是2019年最重要的理论关注点之一。

　　最直观的层面上，这种关注，聚焦于文学界一系列规格高、影响大的文学动作和相关宣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发表讲话，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负责同志和作家艺术家代表发言。《文艺报》《人民文学》举行创刊70周年座谈会，“全国诗歌座谈会”将中国诗歌70年发展成就及经验启示作为重要讨论话题之一，各地各刊物纷纷围绕“70周年”展开一系列纪念和研讨活动。“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等主题出版物的隆重推出，在“70年”的时间节点上，继续显示出中国文坛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与丰富的纪念、座谈、研讨等活动相呼应的，是大量回顾新中国70年文学成就、展望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文章。2019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钱小芊发表了《与时代共进步　与人民同呼吸——70年中国文学成就与经验》一文，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之路与未来方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析。《文艺报》专门开辟了“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等专栏，约请专家学者对70年来不同文体的文学创作成绩，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梳理盘点，并刊发了一系列从不同理论话题点出发、回顾总结70年中国文学发展成就的名家访谈文章。《人民日报》“逐梦70年”专栏和《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在角度选取方面各有偏重特色，投入了大量版面、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70年发展历史，理论评论界在以下几个维度上，形成了基本的肯定性共识。一是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迭兴，贡献出一大批文学精品力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建立了优良传统，这也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之路在今天可以顺利推进。二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历史之间一直保持着同频共振，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图谱与社会生活图景，都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很好的书写记录，作家的笔触为70年来各个历史时段留下极富代表性的时代形象与精神剪影。三是中国当代文学建立了关注现实生活、刻画普通人形象的传统，换而言之，新中国文学70年来始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四是中国文学经过70年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传播越来越广，一方面获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深刻地参与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建构，起到了引领风尚、培根铸魂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传播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2019年，还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的年份。《文艺争鸣》杂志推出了“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专辑”，《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也推出了“五四新文学百年研究专辑”。陈思和、丁帆、孙郁、李春青等诸多学者，从思想资源、话语方式、身份构建等不同角度，梳理探讨了“五四精神”及五四运动同中国新文学的关系等理论话题。这类以年份为契机展开的理论研究，当然不仅仅是“纪念”甚至“纪年”这么简单，而是充满了当下语境的呼应对话可能。正如丁帆在《追问“五四精神”》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可以不断深入阐释的论题，无论从哲学的层面还是历史的层面来加以解读，我们对照现实世界，总有其现代性意义。”

　　光和能量：热点理论话题与问题意识

　　过去“是怎样”，紧紧联系着今天与今后的“应如何”。一切有效的思索，最终都会落脚于对当下重大命题的反观、思索。2019年，许多被重点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其实都可以从新中国文学70年乃至五四运动百年的历史谱系中展开思考、牵起话头。例如现实主义话题。在过去的70年中、乃至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现实主义就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主流。这种主流在今天应当如何继续坚持秉承，该如何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发展出新的形态？当现实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剧烈变化着，文学怎样才能够重建理解现实的总体性视野，更好地捕捉和表现这种现实，如何重新强化文学与现实的对话能力乃至对现实的影响能力？这些显然是意义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是缠绕着当下文学创作的急迫焦虑。围绕现实主义，《文艺报》开设了“理想性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系列笔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贺绍俊《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李松睿《吞噬一切的怪兽或劳动者——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一》（文章发表于已经面世的《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是其即将展开的“漫谈现实主义文学”专栏第一篇）等都从各自角度谈出了现实主义这一经典话题的“新意”和“当下意义”。

　　城市与乡土，是2019年文学理论评论界一组颇具“对举”意味的“热词”。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在2019年继续升温，《青年文学》杂志的“城市文学排行榜”影响力持续扩大、并举办了首届城市文学论坛。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使城市经验成为了新的分量极重的文学生长点；城市经验的变化导致认知发生改变，必然给写作带来新的变化，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与此对应，乡村经验的形象与结构，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改变，加之“脱贫攻坚”成为社会历史层面的重大话题，中国文学的乡村书写问题同样在过去一年获得了集中讨论。南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一文中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这种梳理落脚于当下视角：“乡村的惶惑、重新集结以及农耕文化与现代性的交接将构成当代文学史乡村谱系的未来一章。”中国作协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将“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作为三大议题之一（另两项议题是“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和“从小说到影视：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如何突破固化的乡村书写模式、作家在面对农村文明的深刻变革时怎样呈现出新的活力，成为了与会作家评论家热议的话题，一系列相关文章成果已在各大报刊发表出来。

　　过去一年中，许多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张柠《世界的轻重缓急及其想象方式——三次元与二次元对话的可能性》一文，从历史叙事、人文传统、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等角度，对“二次元文化”进行了全新的解析，从更高的视角去思考和理解当下青年群体“反对‘重’而主张‘轻’的新追求”。许多青年评论家则对电子游戏、网络短视频等时代文化生活的新热点新形式，展开了文学文化角度的解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I”（人工智能），“AI写诗”事件在文学界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杨庆祥发表于《南方文坛》的《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本：事实上，科技进步只是话题的引子，“自我复制、自动化和程序化” 导致的“严重的诗歌泡沫”、“诗歌和诗人之间产生一种脱落……技巧和习得成为一种普通的认知结构”等具有普遍性色彩的文学危机，以及“重新在诗歌和‘人’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之类的呼吁，才是“AI”话题之所以“热”的热源所在。

　　关于“二次元”和“AI”等的讨论中，显示出文学对自身传统及现状的重新思考与反思。2019年更大的一场自我思考，则围绕“青年写作”话题展开。《中华文学选刊》推出了规模浩大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活动，继而又组织青年评论家撰写推出了“青年作家问卷调查笔谈”。当然可以将此理解为是对青年作家队伍的“常规性检阅”，但类似“调查”和“笔谈”的更大意义，其实在于组织起了对青年作家的创作现状、群体状态乃至潜在问题的集中思考讨论。类似的话题，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同样被提出过，我们从中能听到一些更加直白刺耳、但的确充满现实针对性的讨论声音，例如关于“青年崇拜”背后的“年龄焦虑”现象、对文学新人的过度助长收割问题、甚至“媚少”心态等。

　　从这些细部，我们不难辨认出已被文学界呼唤许久的“锐评”“锐见”的影子。有关于此，我想还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那就是张定浩与黄平发表在《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的、充满“抬杠”精神的《“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有趣的是，《文艺报》微信公号在编发此文时，正是使用了一人“抬”一人“杠”的排版创意。这篇由特定争议观点衍生出的对谈，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判断分歧出发，逐渐铺展至陌生经验、底层生活、文学价值等诸多重要话题，其中不乏步步紧逼、见招拆招的辩论元素。这样的观点交锋令我们感到，那种敢于亮观点、说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的确正在回到我们身边。这无疑是大可期待的事情，因为恰如黄平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分歧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那种由分歧而来的、自理性讨论与思想碰撞中产生的话语火花，将为文学理论评论带来更多的光和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