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主席的名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对于这部着作,中央在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作了正面的评价。“历史决议”在概括“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写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时论述说:“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并指明,这些正确思想,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等主要着作中。2013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给了如下的评价:《正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重要的着作之一。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历史经验,也借鉴和吸收一年多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它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详细阐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正处》所贯穿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统一的特质,使我们想到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学术家地位的崇高评价。借此机会,我想就毛泽东学术家地位和《正处》的学术实践价值的问题讲一讲自己的学习体会。

　　一、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

　　(一)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主要领导人中第一个评价了毛泽东的学术家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中共中央通过1981年的“历史决议”,作出了科学评价,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在当前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普遍的倾向是只从领袖的视角评价他,特别是只从政治的视角评价他,很少有人从学者的角度肯定他的贡献,分析他的心路进程,考察他对于中国前途的深沉思考和忧虑。中国出版业的一项大工程——“中华现代学术名着丛书”收入300种着作,但未把毛泽东当作学术家、毛泽东的若干着作当作学术着作收入其中。撇开了学术家地位,被评价的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容易被贬低为仅仅是个政治家,而单是政治家的人在历史上总是充满争议、易受曲解、很难流芳的。

　　笔者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习近平同志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以党的总书记名义对毛泽东作了学术评价。他说:“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这里,讲了三个“家”,又加了“伟大”的定语,是对毛泽东崇高学术家地位的充分肯定。

　　(二)中共涌现出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兼学术家的伟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习近平同志对毛泽东作了学术家地位的评价,就使毛泽东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以本有的革命家兼学术家的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站立在历史高端。如果我们忽略了他的伟大的学术贡献,就不能理解他的政治军事文化的战略决断的深刻基础,就不能全面解释他在实践中所向披靡的巨大业绩,就无从领略他的伟人风采和他在亿万斯年的深远影响。那么,中共涌现出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的原因在哪里呢?

　　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看,需要既是思想家、学术家又是政治家、革命家的人来建构正确对待世界的哲学方法论、来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来制定使革命正确展开和取得胜利的宏伟战略。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应运而生,成为这样的伟大人物。二人骑上了引领人类在一个崭新时代奔跑的“白马”(按:这是黑格尔对历史人物的说辞,本文借用此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页)

　　从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改造中国的实践来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多重品质的人来担当领导使命。第一,试图学习西方、运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这就需要一位能完成这样的中国化事业的理论智慧杰出、自主精神昂扬的人物。第二,中国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就需要一位了解农村、懂得农民、具有领导农民革命丰富经验、能把农民革命任务担在肩上的人物。第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就需要一位能成长为军事战略家、把统率革命军队的责任担当起来的人物。第四,中国近现代整个的革命运动是一场文化批判和文化承续的运动,是在继承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运动。这就需要一位深通传统文化、文化素养深厚、文化创造力强大的人物。这四个方面的要求是中国历史发展到20世纪对于革命领袖的要求,四者叠加起来,使中共的领导核心应当既是革命家又是学术家,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既是实践家又是文化巨匠的人物,极难寻找到合格者。恩格斯用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的观点论述伟大历史人物的出现。他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这种出现也有必然性,因为“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最终总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在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内涌现了无数英才,推举出了一批“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的领袖人物。他们先后在实践的严峻检验中浮沉。直到建党15周年以后,才把全面适合上述四项要求的毛泽东一步步推上了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中,奠定了深厚的中学和西学的基础,铸就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文化气质;他出身农家,深知农民,建党初期从事农民运动,掌握领导这个运动的要领;秋收起义以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的他,依靠深刻的哲学智慧和对实践经验的尊重和总结,很快成为军事大家;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党内培育了传统和当代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人民服务”的人文价值、“独立自主”的坚韧品格统一在一起的文化精神,开辟了军事和文化的两条战线,论述了新文化结构;曾在中央苏区被带上“狭隘经验论”帽子的他,发奋读书,深入思考,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理论创造方面后来居上,厚积薄发,成为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在哲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各个学科贡献了学术创造。毛泽东之所以被历史和人民选中,既是时势造就、中国伟大文化传统铸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培植的结果,又是他天生有才、长于学习、艰苦积累、意气风发的结果。

　　当然,同时具备满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需要的毛泽东,也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显现出他的局限性。这也是1957年后毛泽东出现两次错误,他自己作过总结、后来的“历史决议”作了全面总结的原因。这是个评价英雄人物的深刻的历史观问题,需要后人研究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