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您还主编和撰写了一系列美学着作，其中不乏像《西方美学史论丛》这样被誉为我国研究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社科院的工作经历对您取得的丰硕成果有什么影响？

　　汝信：我研究美学纯属偶然。上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政治系，主修政治，辅修经济，跟美学完全不搭边。当时，我所在的圣约翰大学是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没有专门的哲学系，哲学和神学一起教。我选修了一门跟宗教有关的选修课，这门课的老师是当时上海很出名的徐怀启教授。他本身既是牧师，又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课给了我一些哲学的启蒙，但是美学根本没有碰过。

　　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了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却意外地发现，出发前轻装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前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原本我是把它当作提高俄语水平的一个工具，没想到回到后方它竟成了我唯一留下的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俄语单词我都不认识，但就这样半猜着读，竟然被其内容吸引了。这本书也成为了我接触西方美学、哲学的钥匙。所以我常说，我研究美学纯粹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如前所述，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我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中科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大部分科学家都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院里就组织大家一起学哲学。当时请了很多名家，我们作为行政人员也一起去学，学完之后还要去各个院所讨论、写总结。那段时间算是我第一次集中地学习哲学，这样一共几十讲下来，我对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真是应了那句话“无心插柳柳成荫”啊！那您又是怎样开始做研究的呢？

　　汝信：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当时，我随中科院代表团去苏联商谈派遣研究生事宜，并考察了苏联的人才培养模式。回国后，我们也建立了研究生制度，准备培养副博士研究生（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956年我也临时抱佛脚报考了副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分别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专业研究生，结果同时被两校录取，最后我选择了师从哲学所的贺麟先生。

　　1957年，我开始进入哲学所学习，应该算是基础最差的。但正是因为感觉自己太差了，和同学们相比，自己一窍不通——特别是西方哲学，所以我十分努力。我的导师贺先生是学术大家，不仅精通西方哲学，对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史也颇有研究。他就指导我说，学习西方哲学要系统地来学，特别是要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入手。我听取了导师的建议，去看了大量的书来弥补自己的差距。其中，我重点看了不少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并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评》这篇文章，贺先生看了之后，觉得不错，就给我推荐到了《哲学研究》这本杂志上发表。我的第一篇美学史文章就是这样成型的。之后，我才一步一步地深入到美学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