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由书写消费实现的文学话语具有生成、传播意义的本质功能。文学书写消费生成意义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文学书写消费主要生成消费的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和由此而来的文本思想意蕴等。为了有效生成并传播意义，文学书写消费需要对现实消费加以变形、重构，同时还要恰适应用叙述聚焦、叙述时间、叙述距离和叙述声音等话语策略。

　　关 键 词：文学书写消费/意义生成/意义维度/话语策略

    作者简介：王昌忠，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消费文化的文学书写批判”(项目编号15NDJC049YB)的阶段性成果。

　　文学书写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话语行为，其目的之一就是生成意义、实现意义。这就正如陈晓明所指：“‘表意’是一切文学艺术表达的基本特征，不管意义如何抽象甚至虚无，也不管其所指如何混乱和暧昧不清，它终究都是在表达一种意义。”[1]文学话语的意义，宏观地看主要有认识论向度的和审美向度的两种。文学书写生成和实现意义的途径，是创作主体将人类生活采集为话语原料，化约为话语组织，结构为文本要素，借助“合目的性”的表意策略运作，并经由读者的接受和阐释。人类生活纷繁芜杂、形形色色，文学书写的题材视域相应地也就应有尽有、无所不有。消费，作为人类最基础、最根本的生存内容和生活现象、生命活动，自是作为素材对象全面吸纳进了文学文本。与任何对象材料一样，人类消费进入文学文本，除了具有结构文本、组织话语的形式功能外，更具有生成意义、实现意义的内在功能。

　　一、意义生成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人类生活本身只是“潜文本”或者“可能的文本”，只有作家主体将其作为题材对象加以运用后，才成为了正式文本、现实文本。文学书写中，人类生活由自然形态、物理形态转变成了文本形态、话语形态。人类生活文本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意义化、价值化的过程。在认识论层面，创作主体通过文学书写对人类生活意义化、价值化，一方面指的是将生活所具有的经验意义、实存价值发掘、揭示出来并加以阐释、解析；另一方面指的是造就、赋予生活以意义、价值。无论是既有的还是新生的，文学书写中人类生活的意义都通向文学话语的思想主题和内涵意蕴。也就是说，文学书写之所以发掘、生成人类生活“这样的”意义，是因为这样的意义统摄、服从与配合、服务于作品的主题意义、内涵意义。这样的作品主题需要这样的意义来达成、实现。在美学层面，人类生活经由文学书写实现审美意义的途径主要为：一是人类生活作为语言文字的表述对象、文体形式的盛装内容、修辞技艺的处理材质成就着文学文本的语言之美、形式之美、修辞之美；一是人类生活的外在状貌、感性形态被文学书写所描述而彰显出“现象美”、“感性美”，从而成为“美的对象”。此外，“审美性由艺术性和功利性所共同组成……某些作品的审美性是以特定的功利性即意识形态性为支撑的”[2]，由于客体对象的认识论意义同样会使接受主体(读者)获至美的体验、美的感受，因而，文学书写中作为题材对象的人类生活的认识论意义同样也是美的来源。于人类而言，消费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生活现象，它直接维系与撑持着生存与生活；消费也是最广泛、最普遍的生活事实，它涵纳、包罗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消费欲求、消费体验等等内容环节、构成要素。在不同主旨意涵和题材内容的文学版图中，都不难发现有消费的身影在跃动、在穿行。消费是以题材内容的身份在场于文学文本的，文学书写消费的认识论意义和美学意义的生成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一方面，文学书写消费的意义生成，是实现文本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需要。“作家为什么创作，是什么东西驱使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文学？就是因为作家有创作动机，是它在背后驱迫作家不断地从事文学创造。”[3]是的，作家主体总是带着认识论动机和审美动机着手文学创作的，该认识论动机和审美动机的实现即为文学文本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的生成。文化，无疑是人区别于低等动物的根本标识。消费，与人的其他活动一样，除了满足生理和本能需求外，或者除了受生理、本能驭控外，更具有实现指示意义、象征意义的文化功能。正如王宁指出的：“消费是一种‘社会合法性’的生产活动。任何消费，都不是纯粹生物性的活动，而是文化的活动，烙上了文化的印记。”[4]所谓消费文化，便是人类消费活动所承载、寄寓的文化。文学书写消费的认识论动机，即在于揭示、阐述消费行为的文化意义、文化价值，而该文化意义、文化价值正是书写消费的文学话语的思想意义、思想价值。“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5]在人类活动中，消费普遍、广泛，且可分解为有着不同意义指向的不同局部、不同环节。这样，无论何种题材内容、何种主题内涵的文学书写，总可以挑选到合适的消费环节、截取到相应的消费局部作为素材对象，并发掘、提取到足以高效配合、服务作品思想主题、内涵意蕴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与书写任何生活对象一样，作家书写消费也是带有审美动机的。这样，在文学书写中，消费除为了服务作品的思想主题、内涵意蕴而生成认识论意义外，还要为了配合作品的美学品质而生成审美意义。事实上，人类消费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审美理想进行了美的塑造，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消费场景、消费情形无不因为具有形式美感、现象美感而成为了“美的对象”。当作家主体将形式化、现象化的人类消费“挪移”、“搬运”进文学平台，并借助语言、修辞、文体的审美再造和提升，便服务、配合了文学文本审美意图的落实，相应地便生成了审美意义。

　　另一方面，文学书写消费的意义生成，是建构和传播消费文化的需要。消费的符号价值、象征意义是一种话语建构，一种符号编码。也就是说，消费为什么有以及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等等社会学、文化学、美学意义、价值，是将其置于消费“语境”下考量、把捉的认知和体验所得，体现为由揭示、阐释与宣扬、推介组合而成的话语体系。布尔迪厄指出，消费者大众“主要期望各类表征及指导他们的惯例，使他们能够‘朴素地’相信被表征的事物”[6]。这样，说明、诠释消费行为的符码价值、文化意义的“表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为了以消费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为库藏资源建构和编码消费的文化价值、意义，必然离不开话语载体、媒介的充分运用。可以说，没有对于消费的符码意义、象征价值的揭示、阐释与宣扬、推介，没有相应的话语载体、媒介，就没有消费的符码意义、象征价值，也就是没有消费文化。消费是客观的，而意义和价值层面的消费文化则是主观的。消费文化之所以要主观化而成，则是为了制造消费意识形态影响、作用于现实消费。就此而言，人类消费行为，都有意义化、价值化即文化化的内在需要、自我需要。迪克·海布迪奇对于怎样生成、传播消费活动的文化意义有过精辟分析：“一个解决的办法或许是从物转向文本……在这个模式里，物被重新带回到与其关系网络的联系中，该网络更为广泛，然而又不那么具体、不那么连贯，它本身就足以赋予该物品秩序和意义……”[7]从古至今，演绎并呈示消费文化的载体、媒介经历了从原始到现代、从单一到繁复的漫长过程。不过，无论是在科技相对落后的传统社会，还是到了广告、报刊、影视、网络、手机等等各种科技媒介纷纷上马的当下时代，文学书写都是建构和推送消费文化的一种有效媒介、重要载体。在文学书写中，原生态的消费被选择、被观照，被发掘、被勘探，被描述、被解析，以文本组织、话语元素的形式彰显出意义、散发出价值。消费在文学书写中的意义化、价值化，于文学文本而言达成了思想主题、内涵意蕴，于社会而言生成和传播了消费文化，影响和造就了现实消费；于消费自身而言，则使其意义、价值得到了确证和澄明，因而满足了自身需要、内在需要。因此，为了揭示、发现消费的意义、价值，为了生成、传播消费文化，消费被文学书写并编码成意义体、价值体，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二、意义生成的维度

　　文学书写打造出包含了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这一意义综合体、价值综合体。将文学文本置于不同的观照、打量平台上，便可把捉出不同的意义维度。“文学的本质特性是审美，审美性是认识文学活动及其性质时的核心点、出发点。”[8]诚然，文学属于艺术品，审美意义是其本位意义，美学价值是其本体价值。不过，文学的审美意义、美学价值也可以来源、生发于认识意义、理性价值。也就是说，文学的认识意义、理性价值，可以是审美艺术的美感源，因而也可以是“美的对象”。否则的话，“文学就被牺牲为佐证思想史、社会学等结论的素材，而文学形象的丰富意味也无法实现”[9]。事实上，文学的现实功利性，即认识意义、理性价值，被提到了与审美意义、美学价值同等重要的高度，两者常常相提并论。这样，文学文本的意义维度，就从大的方面分为了认识论的和审美的两个维度。无论是审美维度还是认识论维度，又可细分出诸多具体而微的意义维度。文学书写是以人类生活为素材和原料的话语行为，文本意义的经营、话语价值的打造，都只能落实在对人类生活的处理和运作上面。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文学文本的综合、整体意义，分解、落实在了文本化、话语化了的人类生活即题材对象的意义上面；文学文本中人类生活的意义生成维度也吻合、顺应于文学文本本身的意义生成维度。或者整体系统地或者环节局部地，人类消费灵活自如地组合、拼贴于文学文本之中，以题材对象的形式被开发和创生出多样化的美学意义与认识论意义。消费在文学书写中的审美意义，主要指的是展示、描绘于文本看台的消费的样态状貌给人的官能美感、直觉美感，如消费品的状貌、消费场景、消费情形、消费举止、消费神情，等等，显得外在、直接、感性。相较而言，文学书写中的消费的认识论意义维度，显得理性、内在和复杂、丰富。

　　首先，文学消费书写发现和呈现的是消费的使用价值。消费的使用价值指的是消费对人的生存发展的“有用”性，也就是消费满足人的身体需要、生理需要的物质功能价值。于消费而言，使用价值是原始价值、本源价值，是交换价值、符号价值的起点和基础、依托和中介。事实上，就如同不可能存在只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符号价值的消费，也不可能存在只具有交换价值、符号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因为有着一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品可以换取有着另外一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品，所以消费具有了交换价值；因为吃、穿、住、行、用、看、听等等消费活动的使用价值可以指示、象征社会意义、文化价值，所以消费具有了符号价值。消费的使用价值是本体、能指，而符号价值是喻体、所指。“人的生活活动是文学活动的前提。”[10]文学对于消费的书写，最直接、最外在也是必不可少的，总是书写出消费主体在或者在想吃、穿、住、行、用、看(消费对象)，也就是在消费或者想消费(消费对象)。吃、穿、住、行、用、看等表明的正是消费的使用价值。文学在书写消费时，首先和作为前提的是展现消费的使用价值。文学书写对于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发现和呈现具有两种情况。一是消费的使用价值是“有意”呈示的。二是消费的使用价值是“无意”流露的。

　　其次，文学消费书写传达、投递的是消费在实存世界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消费活动是消费同仁联合建立价值体系的过程……消费活动乃是以商品为媒介，使人与事的分类流程中产生的一整套特定的判断显现、固定的过程。”[11]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的这一论断表明了消费自身的意义性、价值性。文学消费书写是实存消费的艺术再现，是以实存消费为原型加工、再造的产物。编织、组合进文学文本的消费，可以视为实存消费的对应物。这样，文学文本中的消费，不仅有着作为原型的实存消费的外在状貌，而且有着其内在实质、价值意义。因此，虽然结构为了话语原料和文本组织，文学文本中的消费现象，同样承载、寄寓着实存消费所具有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这样，文学消费书写，便在事实上传达、投递了消费在实存世界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文学对于消费实存意义的传达、投递也存在两种情况。其一，介入文学文本的消费的符码意义、象征价值是不定向的、混沌的。其二，吸纳到文学文本的消费的指示意义、文化价值是定向的、清晰的。

　　再次，文学消费书写达成和落实的是思想主题、内涵意蕴、人物形象等文本意义、话语价值。文学书写固然要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但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再现和机械复原，而是要将其转化、加工为题材对象。继而，文学文本化、话语化的人类生活固然会传达、投递出作为原型的人类生活的实存意义，但这于文学书写而言不具有本质论目的，文学书写的本位性意图在于运作、处理题材对象以达成和落实思想主题、内涵意蕴、人物形象等文本意义、话语价值。消费，有着使用价值，更有着文化价值，进入文学文本后，它们也都会得到彰显、体现。然而，现实消费在文学书写中文本化、话语化后，实存的使用价值、文化价值不过成为了通向、抵达思想主题等文本意义、话语价值的途径、渠道。的确，文学书写中，消费的使用价值、文化价值等现实意义都要经历一个“再意义化”的过程。正是这一提升过程，促成了文学书写消费的文本意义。

　　三、意义生成的话语策略

　　生活是现象的、表面的，意义和价值都内隐、暗含于其中。艺术对生活的提高和升华，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澄明、昭示意义和价值，使原本“无意义”、“无价值”的生活享拥了意义、获具了价值。艺术创作中生活的意义化、价值化是创作主体使用艺术语言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得以实现的。文学书写的艺术语言是语言文字。消费，不仅是最普遍、最广泛和最基础、最根本的人类生活，而且是有着巨大意义能量的人类生活，因此，被文学书写大量接纳。就话语策略而言，为了生成并传达消费的意义、价值，作家主体一般要从两个层次对消费展开处理和运作。第一，将承载、寄寓着与文本意义、话语价值相顺应、契合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的消费事实编排为文本组织、结构为话语元素。第二，观照、打量话语化、文本化了的消费，掘取、把捉足以配合、服务话语动机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消费，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生理性、身体性的行为、活动，所以在存在形态上是外在的、现象的，具有事件性、情节性。这使得消费一般作为书写对象、题材内容存在于叙事性文学文本。因而，可以侧重于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考察文学消费书写及其意义生成的话语策略。

　　“因为任何意义的创造或选择都是虚构生活，所以一切小说都需要一种进行矫饰的精制修辞。”[12]文学文本中的生活，不可能是本真的生活、原生的生活，而只能是重构的生活、再造的生活。原因在于：文学书写生活，追求的是艺术真实而不是生活真实，也就是本质的真实、概念的真实而不是现象的真实、感性的真实。对于具体的文学文本而言，艺术真实反映为思想主题、内涵意蕴等文本意义、话语价值的真实、真理性。为了实现艺术真实，作家主体就需要在主题意义、内涵价值的统摄、规定下对作为题材对象的生活进行重构和再造。现实生活中，消费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然而却是零碎的、杂乱的；同时，消费内隐、暗含的意义、价值也是发散的、多维的。文学消费书写中，对于现实消费，作家主体至少经过了三种处理才将其“安装”、“配置”进文本框架。第一，对现实消费进行打量、甄别，选择、调遣那些承载、寄寓着与思想主题、内涵意蕴相顺应、一致的符号意义、象征价值的消费片段、局部与环节。第二，集中、整合和浓缩、提炼现实消费，使文本消费成为具有典型意义、代表意义的消费。第三，改编、变形现实消费甚至虚构、设计消费事实，从而制造精准对应、高度契合思想主题、内涵意蕴等文本意义、话语价值的文本消费。

　　就叙事学来说，文学对于消费生活的叙述，必然会关乎到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距离等叙事学策略。文学书写中的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指的是观看并呈现事物的角度、层面，反映为“谁看”以及相应的“看到了什么”。人类消费由多环节、多局部组构而成，具有综合、立体的外在表征和多重、混融的内在意义。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意义存在于结构关系之中。因而，对于消费，当聚焦主体选取不同角度切入、扫描于不同层面，就会观照到不同的消费环节、局部，而不同视角下观照到的相应层面的消费环节、局部所组合成的关系结构，就会聚合出特定的价值、意义。聚焦都是有着明显聚焦意图、动机的主体性行为，所以，面对消费，聚焦主体总是置意图、动机为视角，并将视线投注给那些能够实现动机、达成意图的消费内容。显然，在文学消费书写中，聚焦主体选择什么样的聚焦视角(意图和动机)以及在这一视角下聚焦到什么，甚至由谁来聚焦(聚焦主体的厘定)，都取决于作家主体的安排、操作，或者说都是作家主体为生成、传递文本意义、话语价值这一根本动机、意图而聚焦的产物。叙述时间指的是文学书写中叙述故事内容的时间，它是印象式、作为“换喻意义上的、向它本身的阅读借用的”[13]时间。如何处理叙述时间，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叙述对象的重要性程度，也就是与思想主题、内涵意蕴、人物形象、美学品质等文本意义、话语价值的关系。叙述时间涉及时长、频率等。文学书写在把消费引进入文本时，时长处理方式主要有：消费体验感受、消费对象状貌的书写和消费环境、动作、神情的书写用“停顿”；消费情形、场面的书写和争取、占有消费对象的书写用“场景”；消费条件、水平的书写和对于消费原因、后果的书写则用“概括”。书写对象在文本中出现的反复、次数即叙事学的频率。在文学消费书写中，有的消费场景、情形和消费欲求、体验等，虽然时常发生但形态、性质都一模一样；有的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能够充分、高效刻画人物、突显主题，常常便可以通过回忆、转述或置于不同聚焦下、借用不同的叙述声音重复显示。“讲述”和“展示”是热拉尔·热奈特用以分析叙述距离的术语，所指涉的是故事被叙述进文本的程度和容量。文学书写中的讲述性消费话语，侧重于叙述人物的消费能力、水平和消费条件、处境，即“在消费什么”的叙述。展示性消费话语主要表现为：扫描、还原式叙述消费发生的场景、情形以及消费的举止、行为，即对“在怎样消费”的叙述；“直接引语”式传达人物的消费言语、心理(思想)；细致描绘消费对象的状貌、特征。

　　叙述声音的合理、到位运用，是文学消费书写中生成并传达意义的重要途径。文学文本中作为题材对象的生活，都是主观化了的生活。因为它们都是着眼于书写意图和动机的实现而意义化、价值化了的生活。“所谓感情的零度，也并非是毫无感情倾向，只不过其感情倾向表现得更为隐蔽而已。”[14]只要不使文学书写沦落为真正“无价值”、“无意义”的行为，所谓“冷漠叙事”、“零度叙事”都只是相对而言的，而不可能具有绝对性。经由叙述视角、叙述时长的恰当运用，有着意义指涉和价值含量的消费内容，得以安身于文学文本。陈述、阐释、评价是消费书写中行使“叙述干预”的三种方式。就陈述而言，叙述者带着自身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去描绘、状写原本客观化的消费事实，从而实行主观化的叙述干预。叙述语调、口气和语词、句式或褒或贬的情感色彩，是陈述中的叙述声音的体现方式。阐释比陈述的干预色彩更加明显、充分。由于阐释发掘、揭示了消费的价值、内蕴，因而有着明确的引导性、意向性。在消费书写的三种叙述声音中，评价对消费事实的干预最有力、强烈，它直接展显了叙述者对于消费的姿态立场和价值评判。

　　原文参考文献：

　　[1]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1页.

　　[2][8]李志宏：《新时期文学本性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第181页.

　　[3][10]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第31页.

　　[4]王宁：《消费社会学》序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5](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6][11]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第63页.

　　[7]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

　　[9]金理：《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页.

　　[12](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1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