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计算机、数字技术、互联网、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当今物质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基础，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以现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两次机器革命、劳动资料形式的二次变革、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二次发育为主线，以“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为轴心，重构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思想。历史地看，第二次发育将使社会人的生产器官趋于全面成熟，生产力开始获得二次进而全面解放，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进程进一步加速，人类物质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范式整体上正在向社会主义范式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关 键 词：工艺学批判/物联网生产方式/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劳动资料形式/工艺革命

    作者简介：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后期资助项目“物联网生产方式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8MGCHQ001)。

　　一、马克思归来与工艺学批判重构

　　2017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这段话后来成为《资本论》第一卷以下论述的一个注释：

　　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①

　　正是融入了自然科学的现代工业技术基础的革命性，导致资产阶级对生产工具不断进行革命，“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这是大工业所创立的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所要揭示的重要内容。“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着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②批判的工艺史或工艺学批判研究的就是作为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发育史，“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③全面发育成熟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将是共产主义必要的物质基础，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组织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这种物质基础——通过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使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不断发育成熟。这是从工艺学批判角度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大势。

　　马克思之后，现代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继续革命。如果说马克思所处19世纪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则可用“mechanical(机械化)”来描述的话，那么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后，“digital(数字化)”进而“intelligent(智能化)”可以用来描述当今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的新特征。2016年由Christian Fuchs和Vincent Mosco编辑的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一书引言的标题即为Marx is Back(马克思归来)。受马克思启发，美国学者用两次机器革命来描述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现代发育：第一次机器革命最重要的标识物是蒸汽机，而“现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到来了。就像蒸汽机及其他后来的技术发展克服并延展了肌肉力量一样，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那种用我们的大脑理解和塑造环境的能力，正在对金属力量做着同样的事情”。④这里所谓的肌肉、大脑也就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在人运用劳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而“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⑤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就是机器体系这种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引发人类劳动资料形式的机械化变革，形成大机器生产方式，生产之体力(动能)器官发育成熟，生产力得到第一次大解放。而当今建立在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基础上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催生“生产的脑髓系统”这种智能性的劳动资料，引发机械化劳动资料形式的二次变革即智能化变革，新型物联网生产方式正在生成，生产的智力(智能)器官也开始发育，这种二次发育将使社会人的生产器官趋于全面成熟，生产力开始获得二次进而全面解放。

　　机器革命涉及的还只是工艺革命，而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的完整命题是：“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⑥工艺—生产力—生产关系革命构成完整的三层结构。劳动资料这种社会人的生产器官是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就是机器体系这种体力器官，其发育成熟使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也发育成熟，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革命，同时也开启其自我扬弃进程。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其理论成熟于19世纪，其实践在20世纪获得大发展，但到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谷——在此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坚定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经过艰难调整和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必将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时代；再从资本主义发展史看，19世纪是其发展的黄金百年，但其内在对抗性所累积起来的矛盾，在20世纪上半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经过内部改良又获得较大发展——尽管风云变幻，但贯穿其中的一条不变的红线是：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不断累积性大发展，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劳动资料形式的变革和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发育的连续进程总体上没有被打断，生产力在累积性发展中趋于全面解放，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进程进一步加速，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艺基础越来越坚实。清晰而深入理解这一发展大势，需要回到被传统研究相对忽视的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思想上来。

　　二、工艺—生产力—生产关系革命：工艺学批判的三层结构与二重性

　　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讨论了工艺学研究的三个层面：“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当时，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英国的力学家(数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而“英国的工艺学家比较注意问题的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他们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是：

　　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working machine的那部分机器……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到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到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来使机械转动。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到要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却是非常重要的。⑦

　　马克思的这段话提示了工艺学研究的三个层面：第一，力学家(数学家)式的单纯的技术层面的研究；第二，“比较注意问题的经济方面”的工艺学家上升到经济层面；第三，当涉及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研究则进一步上升到社会和批判层面。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此有更清晰的分析：“在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而最集中清晰的概述是：“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⑧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技术层面的工艺革命(机械发明、机器革命)；第二，经济层面的生产力革命；第三，关乎社会和批判层面的生产关系革命。

　　那么，为什么说生产关系关乎批判层面？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⑨这是马克思对批判的基本界定。只单纯研究使用价值，是商品学非批判的研究，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则是批判的商品学或商品学的批判层面要研究的对象，与此相对应，工艺学的批判层面研究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重性，而撇开生产关系单纯的技术、经济研究则是非批判的。“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既撇开了交换价值而只分析使用价值，也撇开了生产关系而只分析劳动生产力。《资本论》第一卷对这两方面都有涉及：“正如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商品学的任务一样，研究实际的劳动过程是工艺学的任务”，⑩以此来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所讨论的是关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二重性的商品学批判问题。而从第三篇第五章起，马克思又开始其工艺学批判：“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这看起来“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但马克思不停留于这一层面而作进一步分析：“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而“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1)从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考察实际的劳动过程出发，讨论到劳动资料时，马克思就开始结合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展开进一步分析了。这是其工艺学批判的基本思路。

　　工艺学批判所研究的生产力(劳动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二重性变革，集中体现在劳动资料形式的历史变革上，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就首先体现在机器体系这种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变革上：“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而“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12)这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尤其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的基本内容，该篇也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方面的重要经典文献。从《资本论》第一卷整体结构看：与机器体系、大工业发展成熟相伴随的，是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这是第三篇所讨论的内容)转变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这是第四篇所讨论的内容)，后者代表着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更发达的生产力(更高的生产率)。这可以说是由机器体系所引发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由此所实现的生产关系革命：“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就够了”，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13)第一次机器革命使劳动由形式上而实际上从属资本——这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所揭示的重要历史发展脉络——由此也可见工艺学批判在《资本论》第一卷整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为撰写《资本论》所准备的手稿中蕴含大量丰富的工艺学批判内容，但并未被全部纳入《资本论》，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的“说明”指出：“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问题只是附带提到的，而在收入本卷的1861-1863年手稿第五章中，这一问题作为中心论题得到最充分的论证”，第五章的标题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过渡形式”——这也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的重要文献，“只有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发生完全的革命。劳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过程，创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的过程”。(14)也就是说劳动实际上从属资本的同时，摆脱资本的进程也被开启。

　　重视二重性乃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对于工艺学批判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又具体表现为物质生产资料本身与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之间的二重性：“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15)忽视机器的资本主义之应用或社会使用形式的特殊历史性，往往就会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采用机器体系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结论，但马克思指出：“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当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情况，是采用机器体系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16)这对于机器体系所应用的现代技术来说同样如此。作为一门完全现代的科学，工艺学研究现代技术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应，马克思相关理论可以概括为工艺学批判，与之相对的非批判的工艺学，往往撇开生产关系研究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理论预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适应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或者说，资本主义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终极方式——而马克思工艺学批判则强调资本主义绝非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终极方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研究的是生产力(经济)与生产关系(社会、政治)的二重性，与之相对，斯密、李嘉图撇开生产关系(政治)对生产力(经济)的研究则是非批判的，并暗含着这样的理论预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适应生产力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是经济运转与发展的终极方式——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绝非人类经济发展的终极方式。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发展马克思工艺学批判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技术的发展首先引发工艺革命，催生机器体系生产方式，引发生产力革命，进而实现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促进技术发展，但在进一步发展中又越来越成为阻碍，要使现代技术和生产力真正充分而全面发展，就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这既是马克思工艺学批判同时也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结论。

　　三、由“机械化”而“智能化”：两次“机器革命”与工艺学批判重构

　　从现代技术所引发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发育、劳动资料形式变革的连续进程看，马克思关于第一次机器革命的相关分析，同样适用于对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分析：在第一次机器革命中，“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17)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所体现的依然是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和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这在第一次机器革命还主要体现在动力系统或机械性劳动资料上，今天看来，这种应用并未使资本获得充分发展，生产力也并未全面解放，只有当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也体现在智力系统或智能性劳动资料上时，资本才有望获得真正充分的发展，生产力才有望获得全面解放。下面就在两次机器革命的联系与区别中展开具体分析。

　　首先，两次机器革命都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但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主要是力学或机械技术，而第二次机器革命主要涉及的是数字技术。在第一次革命中，力学技术、机器只有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才能成为劳动资料；同样，在当今第二次革命中，数字技术及建立在其上的计算机、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也只有加入生产过程才能成为劳动资料，而这些新技术开始并未直接加入生产过程，有人认为信息时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安德森辨析指出，信息革命并不等于工业革命，当然更不等于机器革命，“自信息时代在1950年左右露出了一丝曙光，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个人电脑发展期，又走到了90年代的网络时代，这毫无疑问可以称之为一次革命。但直到目前它在制造业开始显示威力之前，都不能被看作真正的工业革命。因此，不妨将新工业革命看作数字制造和个人制造的合体：‘创客运动’的工业化”。(18)创客使用的生产工具是3D打印机，萨马蒂诺指出：“3D打印的物理属性使其被划入‘比互联网更为宏大’的范畴。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所做的仅是改变信息的分布，即人类获取数据方式的转变。一旦人类造物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那科技革命的影响力将会波及人类生活的一切，其影响如工业革命对农业时代的冲击一样巨大。它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内容，也影响了每个人所能够拥有的物品。”(19)从当代数字化、智能化劳动资料的生成进程看，其载体是计算机、互联网，开始只是信息载体，“信息互联网(internet of information，IOI)”发展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是关键一步，而只有进一步与实体制造或造物融合也即加入生产过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资料，物联网才能真正成为新型物质生产方式，第二次机器革命才真正开始。

　　其次，两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生产方式都具有体系化、自动化的特点。虽然第一次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而表现为动力(动能)革命，但马克思强调“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working machine的那部分机器”。马克思之所以下这种论断，关键在于这种机器使生产方式体系化、自动化：“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20)正是动力系统的自行运转使机器成为体系，并与分散性的传统劳动资料形式区分开来，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这同样适应于对当今新的数字技术、新生产方式的分析：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虽然以计算机为标志而表现为数字(智能)革命，但是，只有一台台计算机连通在一起而成为互联网并进一步成为物联网从而与实体制造融合在一起，第二次机器革命才真正开始，而与第一次革命所形成的机器体系生产方式相对，由此形成的可称之为物联网生产方式，其网络化特点标志着生产方式更高程度的体系化、社会化。

　　如上所述，机器体系成型的关键是自动化，即动力系统的自动化运转，而用机器生产机器又是自动化的关键：“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21)当今二次革命的关键依然是自动化：“某种形式的自动化最终必将有效地解决商业智能方面的各种难题”，而从长远来看，“大数据技术必将发展成为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驻留于数码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顶层”，(22)相比于用机器生产机器，由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智能生产智能即由机器对智能进行自动化生产(而此前则主要由人生产而从外加诸机器)，物联网也只有掌握特有的生产资料即大数据、人工智能，“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因此，第二次革命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可以概括为“物联网+人工智能”，第一次革命所形成的则是“机器体系+动能”。用机器生产机器在使动力系统自动化运转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用智能生产智能则在使物质生产的智力系统的自动化运转中发挥重要作用；前者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发动机能持续提供动能，而后者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云计算超强的运算能力，它们为当今物联网生产方式持续提供智能。

　　最后再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看，机器体系“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官组成的”，“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23)机器体系通过科学而获得智力器官：“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社会生产力“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4)但这种智力还主要由人生产从外加诸机器，而当今人工智能则开始由机器本身自动化生产或者说由机器内生而不再是外加，由这种人工智能驱动的物联网生产方式，标志着机器体系之智力系统也开始自动化运转，生产的智力器官也开始真正发育。如果说机械性劳动资料是现代机器体系之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或体力器官的话，那么，人工智能这种智能性劳动资料就是其脑髓系统或智力器官，人类生产方式由机械化进一步智能化。作为人类生产方式现代化重要标志的机器体系正在开始二次革命，现代社会人的生产器官也正在开始二次发育。

　　四、由“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物联网生产范式转换的重大社会意义

　　“机器体系+动能”这种劳动资料形式具有机械化、自动化、体系化的特点，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物联网+人工智能”则进一步使之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标志着人类劳动资料形式的二次变革，生产力开始获得二次因而也是更全面的解放——这种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革命。如果说第一次机器革命使劳动由形式上而实际上从属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育成熟，但同时也开启了劳动摆脱资本、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进程的话，那么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使劳动更彻底从属资本，但同时劳动摆脱资本、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进程又进一步加速，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艺基础越来越坚实，人类物质生产在基本范式上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发展大势也更清晰地昭示出来。

　　让我们再次回到《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第一次机器革命的相关论述中来：第十四章揭示机器体系所实现的生产关系革命，即“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指出，大工业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马克思接着分析指出，机器体系的发展使劳动者“变成过剩的东西”，不言而喻，“这是消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即“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5)而全面发展的个人将使劳动摆脱资本。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这一进程有更清晰描述：“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而“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解体”：“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26)劳动摆脱资本统治从而获得解放，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解体。

　　资本主义机器体系对劳动的统治同时也表现为对劳动的排斥：“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27)由此造成大量失业，这主要是指机器之自动化运转的机械(动力)系统对蓝领工人的体力的排斥，而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自动化运转的智能系统又开始排斥白领工人的智力，但从重视二重性的工艺学批判看，当今资本主义物联网生产的智能系统，也在完全无意地使人的智力劳动，使智能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而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智力劳动，也是使智力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由此，人的劳动将在体力和智力两方面同时获得全面解放。

　　总体看，西方有关第二次机器革命及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工艺革命、生产力革命层面，避谈由此引发的生产关系革命，当然，部分西方学者已初步触及这方面问题。里夫金指出：由3D打印带来的“制造业的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人(甚至最终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生产资料，这使生产资料拥有者和控制者以及与之对应的资本主义制度变得不再重要”，并“促使我们走出资本主义时期”：“智能技术对有偿人力劳动和有偿专业工作的大量取代开始打破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模式。经济学家无法面对的是，当智能技术提高生产率，从而减少对人力劳动的需求时，市场资本主义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将生产力从雇佣劳动力中释放出来”。(28)这不正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解放吗？安德森也有相近分析：“未来的‘创客运动’更贴近于自给自足的精神——为自己制造产品，而不是创立企业。这更接近自制计算机俱乐部和《全球概览》的初始想法，不是建立大公司，恰恰是要把我们自己从大公司中解放出来”，“随着未来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按需制造，而不是统一生产、装运、储存和出售，你就能看到了工业经济被商业利益驱动的成分越来越少了，而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开源软件目前已经做到了这一点”。(29)不再被商业利益驱动、摆脱商业化模式，劳动将摆脱资本的统治而获得解放。

　　里夫金、安德森都提到了第二次机器革命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但避谈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这也是西方相关研究的一种总体状况，当然，也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凯利就指出：“当众多拥有生产工具的人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共享他们的产品，不计较劳务报酬，乐于让他人免费享用其成果时，新社会主义的叫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我们在跨越大洲的小组与素未谋面的人在一起工作时，当我们并不在意合作者的社会地位时——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30)这已非常接近马克思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描述了。

　　马克思之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往往撇开工艺革命而只谈生产力、生产关系，而只有回到并重构马克思工艺学批判思想，我们才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未来大势作出更清晰的研判。从国际共运史看，第一次机器革命所形成的“机器体系+动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范式同时开启了其自我否定进程，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推进这一进程，但由于社会主义是在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实现的，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首先就要建立起与其旗鼓相当的大工业机器体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东欧剧变有多方面原因，但最基本的原因恐怕应是在物质生产基本范式的竞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多还只是势均力敌，作为资本主义范式的大工业机器体系一段时期内甚至还处于强势地位。

　　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以后，中国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看，在第一次机器革命中，中国没有抓住机遇而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而在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及数字化、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当代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的发展上，中国则与西方资本主义基本同步——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经济层面来看待这一问题。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资本主义近代以来的发展，就是寻找、创造适合自己的这种劳动资料形式的过程：“事实上在历史上是这样的：资本在它开始形成的时候不仅控制了一般劳动过程(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还控制了特殊的实际劳动过程，这些劳动过程在工艺上处于资本找到它们时的状况，并且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找到实际的生产过程，即特定的生产方式，最初只是在形式上使它从属于自己，丝毫也不改变它在工艺上的规定性。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而一旦资本主义找到或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即“机器体系+动能”，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31)同样，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成熟，也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劳动资料形式、创造出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如果说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器体系+动能”这种机械性的劳动资料适合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当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联网+人工智能”这种智能性的劳动资料将更适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包括在社会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将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社会主义的发展将获得越来越坚实的工艺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的全面解放。而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看，这又需要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全面发育成熟——当今第二次机器革命就正在引发其二次发育进而全面成熟，生产力将获得二次进而全面解放，社会主义将走向全面胜利。总之，在工艺范式上“机器体系+动能”向代表着更先进生产方式、更发达生产力的“物联网+人工智能”生产体系的转换，在社会范式上必将引发人类物质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范式向社会主义范式转换，在基本范式的竞争上，世界天平已开始向社会主义倾斜。

　　因此，推动数字技术、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制造不断融合，创造“物联网+人工智能”这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就不仅仅只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需要，同时也是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的特有新生产方式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制度优势必然会越来越充分显示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如果说在第一次机器革命中中华民族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的话，那么，在今天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迎来重大机遇！(32)

　　①②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正文及注释(306)、409—410页注释(89)、203—2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6页。

　　④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非：《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版1979年版，第47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7—31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11、412、501、47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1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6页。

　　(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7、201、202、219、557—55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205、2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明”第Ⅱ—Ⅲ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2页。

　　(17)(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207—208页。

　　(18)克里斯·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萧潇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19)史蒂夫·萨马蒂诺：《碎片化时代》，念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21)(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41—442、208、219—240页。

　　(22)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4—53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28)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2、100、134页。

　　(29)克里斯·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第251—252页。

　　(30)凯文·凯利：《必然》，周峰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6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99—100、567页。

　　(32)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刘方喜：《“大机器工业体系”向“大数据物联网”范式转换：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生产方式建构的重大战略机遇》，《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