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康熙中期林本裕所着《辽载前集》，是清代盛京地区成书最早的私修志书，清修《四库全书》曾将其列入存目，但其价值如何，学界迄今未有明确认识。本文对《辽载前集》的作者、编纂时间、版本、内容、特点、价值进行系统考述，确定该书作者生年为顺治九年（1652）；成书时间不是一般认为的康熙二十九年而是康熙三十年（1691）；现存抄本至少五种，以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收藏抄本最早，抄成于雍正年间；具有重视记述“琐屑事情及历来故实”、不强调盛京留都地位、采摭资料丰富等撰述特点；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既可补充官修志书的史料价值，又有对康熙《盛京通志》的校勘价值。

　　关键词：林本裕；《辽载前集》；方志；价值

    作者简介：武玉梅，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安大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清康熙年间东北地区涌现出编修地方志的热潮，而《辽载前集》修竣于康熙三十年（1691），是清代盛京地区成书最早的私修志书。金毓黻先生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辽载》及《辽海志略》，更为补《盛京通志》之未备而作。居今而欲考览东北史，断难束此书而不观”。然而学界对该书关注不多，许多问题尚未厘清，比如作者林本裕的生卒年、曾任官职，《辽载前集》的成书时间、卷数、版本，作为私修志书有何特点，对《盛京通志》有哪些补充等等，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本文利用韩国文献补充作者生平研究，并对《辽载前集》的成书时间、卷数、版本、内容进行考述，总结其特点与价值。

　　　一、《辽载前集》的作者

　　林本裕（1652-?），清奉天盖州人（今辽宁盖县），字益长。其先祖林文在明初因任官于盖州而在此地安家，以后世居盖州。清朝初年，林本裕的父亲林天擎考中举人，后历任湖广、云南、延绥、南赣等地巡抚，故林本裕“生于吴楚，长于云贵”。林本裕“少为吴三桂书记”，曾做过吴三桂的幕僚。后在陕西洮州卫任官，所任之职应为掌印守备。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林本裕受到牵连，遭削官回籍。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始，林本裕在盛京城生活了五十余年，自号“废民”“辱翁”。据载，林本裕“家居沈阳城西，托病聋不与世相闻”，所居之处，“堂宇宏邃，花石错列，藏书万卷”。因他是林天擎的第四子，故人称“林四老”。

　　林本裕是康雍乾时期盛京着名文人，精篆刻，在音韵学、金石学方面均有造诣，所作《吴三桂搬家案记略》是研究吴三桂的第一手资料。朝鲜使臣李日跻、尹得和、李喆辅、李橿等都拜访过他，探讨时事与学问。林本裕与朝鲜学者柳约都精于篆刻，“有往复书，托以异域知己”；与朝鲜使臣安某号梦赉者亲熟，曾送予他柱联一对，曰“四壁墨华晖旭彩，一帘香篆霭晴云”。

　　韩国史料中多处记载朝鲜使臣和学者与林本裕在时事、诗词、金石等方面的交流，是研究林本裕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

　　关于林本裕生卒年，文献没有确切记载，我们根据朝鲜史料中不同时段对其年龄的记述，推测其确切生年为顺治九年（1652）。

　　其一，韩国史料《同文汇考》补编卷五“（辛亥）谢恩兼冬至行书状官李日跻闻见事件”中，朝鲜官员李日跻写到：“臣到沈阳，因人致意本裕，即来访，年方八十”，末尾时间记为雍正九年（1731）。古人年龄按虚龄计算，前推79年，林本裕生年当为顺治九年的1652年。

　　其二，朝鲜使臣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记载，李喆辅于乾隆二年（1737）九月十五日与林本裕会面，其时林本裕“年方八十六，而精华溢面，眉目端秀”。这一记载，与前一条记载的年龄恰好吻合，乾隆二年（1737）前推85年，也是顺治九年（1652）。

　　所以顺治九年（1652）为林本裕之生年，当确凿无疑。

　　至于卒年，目前未见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学者洪大容来华，行至宁远时，曾向当地举人王渭（王渭时年二十九岁）询问关林本裕的情况：“余问山海关人林本裕，原是吴三桂部下，以善图章名闻东国，君岂闻之乎?并答云未闻。”此时应早已去世。韩国文献中有林本裕“年九十余”的记载，但考证后，发现并不可靠。

　　二、《辽载前集》的成书时间、卷数、版本

　　林本裕年少时，其父为使其不忘家乡，即“教以乡土之形势、风景、事迹、人情，无不详尽”，使林本裕对家乡有充分的了解。回籍定居沈阳后，林本裕“因念先人言”，“上稽历代史籍，旁考诸家说部，折衷于昭代《盛京志》”，复得其“颇识前言往迹”的长兄林本元指点，编成《辽载前集》。此书序云：“遂成书两集，命曰《辽载》，《前集》则昉龙门志乘，《后集》则昉涑水编年。”也就是说，林本裕所编写书籍名为《辽载》，包括《前集》与《后集》两部分内容，《前集》仿司马迁《史记》“八书”形式，《后集》仿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形式，可惜《后集》未见流传。

　　关于《辽载前集》的编纂时间，因作者自序写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故一般认为该书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但此书成书，应在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以后，因为《辽载前集》中，有两处康熙三十年的内容：

　　其一是“学校第八”中记载：“国子监，康熙三十年五月内设祭酒，以礼部侍郎代管，司业一员。”

　　其二是“图考”部分的《盛京城阙图》中画有兵部衙门图，而盛京兵部是康熙三十年三月增设的。

　　该书在清代不曾刊刻，仅以抄本流传，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该书被报送到四库馆，因为“留都记载，而地名仍题前代之称”，被四库馆臣认为“于体例终为乖忤”，“是亦不检之过也”，将其列为存目。

　　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辽载前集》为“两淮马裕家藏本”，说明该书曾为大藏书家马裕收藏，其后浙江学者赵学敏、江西学者李有棠等都曾引用过该书，浙江丁氏兄弟也收藏过该书，可见此书的知名度。

　　关于《辽载前集》的卷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三》、《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朝通志·艺文略》、《清史稿·艺文二·地理类》中均作“二卷”。清丁丙《八千卷楼书目》载“《辽载前集》二卷，《辽载》二十一卷”，《中国方志大辞典》记“《前集》即为总论、图考，余者二十一门即为《后集》”。这些记载都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如果按《盛京通志》分卷法，谓之“二十一卷，首总论、图考二卷”可也，或者就是不分卷。

　　该书虽列入四库存目，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2001年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并未将该书收入。目前笔者调查所知，此书存世抄本五部，影印本一部，点校本一部。

　　五部抄本分别收藏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傅斯年图书馆藏本为清抄本，一册，首页钤有“竹书堂”“钱塘丁氏藏书”“傅斯年图书馆”印，末页钤有“八千卷楼藏书之记”“史语所收藏珍本图书记”印，可知其原为晚清钱塘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藏本。该抄本避讳“玄”“胤”，但不避讳“弘”“琰”“宁”等字，可证为清雍正年间所抄。

　　南京图书馆抄本首页分别钤有“八千卷楼”“四库坿存”“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三枚藏书印，“八千卷楼”“四库坿存”均为丁氏藏书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原名江南图书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建，并于同年购得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该馆后并入南京图书馆。可见，南京图书馆所藏与台北图书馆所藏抄本均出自丁氏八千卷楼，对比两个抄本，发现行款完全一致，均为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抬头除外），只是南京图书馆本字迹更精美些。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为建国后抄本，行款与前二者一致，应抄自南京图书馆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亦应抄自南京图书馆本。金毓黻曾于1937年雇人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抄录《辽载前集》，1964年，金毓黻家属将其藏书大部分售与东北文史研究所（吉林社会科学院前身之一），这批书后为吉林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故该本或为金毓黻雇人抄录之本。

　　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建国后抄本，线装，2册，不分卷。

　　影印本为2016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收录于《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方志》第十五册。

　　校注本为2016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林本裕与<辽载前集>》，校注者为高文俊、冯海英、肖莉杰，前言未明确说明用何底本，但提及吉林社科院图书馆藏本，且校点者为吉林社科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故可推知所用底本为吉林社科院图书馆藏本。此本无《图考》部分，对林本裕及《辽载前集》未做研究，有标点，无注释。　　_

　　三、《辽载前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辽载前集》属于志书体裁，前有“辽载序”“辽载前集目次”“辽载前集总论”“图考”几个部分，余分二十一门叙述辽东地理风物，十万字左右。

　　《辽载序》是作者林本裕为《前集》与《后集》所作总序，说明写书宗旨，落款为“废民林本裕益长氏序”，时间为“康熙二十九年岁次庚午孟冬中浣之吉”。

　　《辽载前集》的《总论》部分，开篇解释了辽、辽东、辽阳、三韩、襄平名称的由来，并说明因为“今则于沈水之阳建为盛京，方舆之广，自昔莫伦”，所以要“绘图以揽其全”，并“考古证今”以载盛京地理风物，接着说明了各目设置及排序缘由。

　　《图考》部分包括七幅图：“盛京城图”“盛京全图”“奉天府形势图”“锦州府形势图”“乌拉宁古塔形势图”“长白山图”“医无闾山图”，前有以“废民曰”开篇的小序，说明志书有图的必要性以及选绘各图的缘由，在《盛京城图》前后，有“宫殿考”的文字说明，对盛京宫殿进行了简单介绍。对比清康熙年的《盛京通志》，发现此七幅图均采自《盛京通志》，只是内容有增删。

　　其下二十一门分别为：建置沿革第一，形胜疆域第二，星野第三，山川第四，城池关梁第五（边门附），驿站舟舰第六，户口田赋第七（庄税附），学校第八（选举附），风俗第九，坛庙祠祀第十，古迹第十一（陵墓附），职官第十二，名宦第十三，流寓第十四，人物第十五，孝义第十六，列女第十七，隐逸第十八，方伎第十九，仙释第二十，物产第二十一。一些需要分区的门类下按照奉天府承德县、辽阳州、海城县、盖平县、开原县、铁岭县，锦州府锦县、宁远州、广宁县，兴京，凤凰城，金州城，乌喇，宁古塔的顺序来写，时间上起于先秦，下讫于清康熙年间，但“名宦”“流寓”“人物”“孝义”“列女”“隐逸”“仙释”诸门均截止到明朝而未载清初情况，“学校第八（选举附）”未见“选举”之内容。

　　二十一门中，十一门有以“废民曰”开头的完整志序，而职官、名宦、人物、孝义四门志目下有仅两三句话的说明，学校、坛庙祠寺、古迹、流寓、列女、方伎六门则志序全缺，不知是作者未写，还是抄录者有意未抄。

　　作为一部私修志书，《辽载前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琐屑事情及历来故实”的记述。不同于官修志书的“典章文物备录详书”，本书的重点是“细载吾乡事实”。正如作者所说，《辽载前集》的主要史料价值集中在物产、山川、古迹、城池、关梁、驿站等“琐屑事情及历来故实”。这些部分有不少超出康熙《盛京通志》的内容。清乾隆年间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记秦椒，光绪年间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中记始平军、记浑河，记奉国寺、大广济寺，《金史纪事本末》中记松花江，均引用了《辽载前集》的内容。可见此书有关东北物产、山川古迹的资料在清代已为学者重视。因后面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言。

　　第二，不特别强调盛京的留都地位。同《盛京通志》官修志书特别强调盛京留都地位相比，《辽载前集》虽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没盛京为留都的事实，但并未特别强调其留都地位。林本裕不仅书名舍“盛京”而称“辽”，在“总论”及各志志序中，称该地区亦多用“辽”而非“盛京”，而且，在志目的设置上，也没像官方志书那样表现出留都志书与一般志书的不同。比如康熙《盛京通志》在开列地图后，先列“京城志”“坛庙志”“山陵志”“宫殿志”“苑囿志”，都是与皇家相关事宜，然后才是一般志书中的“建置沿革志”，但《辽载前集》在开列地图后，开篇就是“建置沿革第一”，坛庙与祠祀合并为“坛庙祠祀”志，列为第十，其它四志则未列目。

　　对清朝的发祥地兴京，《辽载前集》也不像官修志书那样特殊对待。比如“建置沿革”部分，《盛京通志》在总述盛京地区建置沿革后，首先叙述兴京的建置沿革，然后才是奉天府及所属州县、锦州府及所属州县等的建置沿革，《辽载前集》则总述盛京地区建置沿革后，先述奉天府及所属州县建置沿革，然后是锦州府及所属州县建置沿革，之后才是兴京；在“山川”部分，《盛京通志》先述兴京境内山川，之后是奉天府境内、锦州府境内山川，《辽载前集》则先载奉天府境内、锦州府境内山川，然后才是兴京境内山川；“风俗”部分，《盛京通志》总数盛京地区风俗后，分述各地风俗时也是先述兴京，再述其它地区，但《辽载前集》的分述顺序依然是先奉天府、锦州府，然后才是兴京；在“祠祀”部分、“古迹”部分，亦是如此顺序。

　　第三，采摭资料丰富。作者自言本书是“上稽历代史籍，旁考诸家说部，折衷于昭代《盛京志》”编纂而成，《四库全书总目》也认可此书“备载盛京故事”“亦颇勤于搜采”。书中提到书名的文献就有《盛京通志》《尔雅》《埤雅》《说文解字》《方言》《古今注》《玉篇》《春秋元命苞》《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唐书》《辽史》《金史》《明一统志》《辽东志》《本草纲目》《本草原始》《皇明经济文辑》《北征记》等，还引用了“元志”，即《大元一统志》。当然，该书参考最多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成书并刊刻的《盛京通志》，其中一多半资料直接转引自康熙《盛京通志》。

　　四、《辽载前集》的史料与文献价值

　　林本裕的《辽载前集》以康熙《盛京通志》为基础，参考诸书与父兄及自身见闻着成，比较严谨可信，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辽载前集》提供了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三十年间的东北史料。康熙《盛京通志》刊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而《辽载前集》所记的时间下限在康熙三十年（1691），所以该书提供了不少前书所无的资料。如《辽载前集》在“建置沿革第一”“城池关梁第五”记载了爱浑的“墨（原本误抄为“黑”）尔根”“牙尔萨城”的情况，墨儿根城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筑成，而雅克萨城是在中俄两国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署《尼布楚条约》后才重新归入清朝版图；在“驿站舟舰第六”中记载了黑龙江、吉林地区的25座驿站，这些驿站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末朝廷批准建立的。林本裕之子林玠任锦州十三山驿丞，或为其提供了相关资料。书中记录了驿站的名称、位置、职官、站丁，可补充《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对此的记载，有助于研究清代东北驿站交通。《图考》的“盛京城图”标记了康熙三十年设立的盛京兵部衙署的位置，亦可作为研究盛京官制的参考。“学校第八”中记“国子监：康熙三十年五月内设祭酒，以礼部侍郎代管，司业一员”，笔者查阅《清圣祖实录》《钦定大清会典》《清史稿》《钦定八旗通志》以及“清三通”均无此条记载，当为研究清朝国子监职官的重要史料。

　　其次，《辽载前集》补充了康熙《盛京通志》所漏载的史实。《辽载前集》重在“细载吾乡事实”，故补充了不少康熙《盛京通志》没有记载的信息。比如在“坛庙祠祀第十”述景佑宫时，明确记载了景佑宫的位置：“在皇殿大清门外，东阙门内”，康熙《盛京通志》则未载这一信息。具体说来，以下四个方面，《辽载前集》补充漏载史识较多。

　　第一，地图资料。《辽载前集》的《图考》详细标明了清初盛京地区山川、古迹、建筑的具体位置，其中不少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未载。如《盛京城图》中，除与康熙《盛京通志》一样标出盛京八门的正式名称外，还明确标示出其俗称：“大东门”（抚近门）、“小东门”（内治门）、“大南门”（德盛门）、“小南门”（天佑门）、“大西门”（怀远门）、“小西门”（外攘门）、“大北门”（福胜门）、“小北门”（地载门），另外还有“将台”“大清门”的名称也是康熙《盛京通志》所无，而《辽载前集》增加的；《盛京全图》中的东海、混同江入海处、艾浑、墨儿根（城）、遂分河、大巴库湖、海兰河、俄莫赫湖、拉木山、分水岭、子山、范河、天柱山、纳绿河、开运山、苏子河、加哈河、撒木禅山、昂邦牙哈河、库鲁纳窝集、额黑峰的名称图形，亦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无而《辽载前集》增加的；《奉天府形势图》中的开运山、纳绿河、加哈河、太子河、沈水，《锦州府形势图》中的医巫闾山，《乌喇宁古塔形势图》中的艾浑、墨儿根、大巴库湖，《长白山图》中的辽吉善河，《医巫闾山图》中的清安寺（即观音阁）、灵狗寺等，均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无。

　　第二，山川古迹资料。《辽载前集》对山川古迹的记载中也有超出康熙《盛京通志》的内容，所提供的东北地区资料对今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开发旅游资源具有一定价值。如“山川第四”记辽河，“古有拘柳二河，至此相合”；记大阳阿岭河，“东南一百九十五里源出边外，由商家台入清河”；记噶桑阿河，“由英额边门南一里流入，三里归浑河”；记“沛水”，参考了《说文解字》卷十一中“沛”字的内容，“沛水出辽东，番汉塞外，西南入海”；记福陵“俗呼为东陵”，昭陵“俗呼为北陵”，永陵“俗呼为老陵”，可见早在清康熙年间关外三陵就有此别称。记渤海，引用了明朝陈其傃《皇明经济文辑》中所录的周弘祖《辽东论》：“天津海道止可达于广宁迤西一带，其金复海等处，仍以登莱海道为径。”记永安桥，“有碑石尽绿色金星”。记辽皇都，引用了《辽史》中《地理志·上京道》的记载：“上京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记辽中京，引用了《辽史》中《地理志·中京道》的记载：“秦为辽西，汉安平县也。圣宗见七山云气有楼国状，因建都。”

　　第三，物产资料。“物产第二十一”虽是全书最后一部分，但却是全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小序云：“辽产珍异不可胜载，惟民以食为天，谷属在所宜详。其余则此土所出，而他处或鲜者载之。抑他处虽有，而此产独佳者载之。若夫经籍所书，今古不无异同，毋问其物之微，俱当详载而辨析之。”作者引经据典，介绍了动植物的学名俗称、形貌特征、分布地域、食用方法、功能用途，对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的风物民情、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不少内容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未载。如记谷类之苏，“《尔雅》谓之桂荏，《本草》有紫赤二种，今土产多青者也。收子打油，地鲜柔油，食用、燃灯俱此油也”。记草类之苇，“今土人取以织席”。记花类之玫瑰花，补充山刺玫的颜色、味道及吃法：“结子红色，味甘涩，可食，蜜煎尤宜，独异他产。”记果类之葡萄，“山葡萄，……蜜煎之亦佳”，稠梨子，“味酸涩（原本误抄为“后翟”），形似李而小，色似樱桃，而紫核亦如李”。记药类之黑附子，“《本草原始》云：‘自辽东来货者甚多’。每呼为附子，今名两头尖，象形也。似草乌而两（原本误抄为“丙”）头锐，黑色，主治风湿（原本误抄为“泾”）及金疮，多入膏药中用，诸家《本草》无载之者”。

　　记“兽类”之马，“又一种高丽所产，形小如川马，善走，多系儿马，课马而无骟者，彼国法然也”。灰鼠，“皮灰色，腹毛白，可为裘”；香鼠，“似鼠，头嘴大而身长”；鼫鼠，“《本草》作黄鼠，肥美可食”；银鼠，“尾尖黑，可为裘”。

　　记“虫类”之蚕，“按箕子封朝鲜，教民田蚕织作，至今高丽有蚕。又元胡秉彝知锦州，编苗司农《栽桑图》及筑园栽桑，听民移植，民乃衣食饶足，则辽地自宜蚕，特今无畜之者耳”。蝎，“《明志》载辽阳蝎台旧有大蝎，今甚少”。

　　记“货类”之红火石，“色赤而洞明，可以击火”。棉，“今辽盖平县北，户种之以为生，商贾贩去登莱及货与高丽”。盐，“御厨中后煎虾，洁白，俱用”。

　　第四，人物资料。人物资料方面，对康熙《盛京通志》也有所补充，如“人物第十五”中唐代的李密及其事迹是康熙《盛京通志》未载的，此外对蔡彤、李膺、贺钦等人事迹也有所补充，“仙释第二十”记张三丰，也有康熙《盛京通志》未载的内容。

　　再次，《辽载前集》对康熙《盛京通志》有校勘作用。同为记载盛京地区的志书，《辽载前集》又多参考康熙《盛京通志》，内容相同处颇多，故二者可以互为校勘。《辽载前集》中《医巫闾山图》中的“牛角寺”，康熙《盛京通志》记为“羊角寺”，考《盛京通志·祠祀志·广宁县》，确为“牛角寺，县城西北二十八里”；该图中的“北镇庙”，康熙《盛京通志》记为“北镇”，考《盛京通志·祠祀志·广宁县》，确为“北镇庙”。

　　再如爱浑城的建筑时间，康熙《盛京通志》记载为“康熙二十三年奉旨筑城于此”，《辽载前集》记为“康熙二十二年筑城”，考查实际建筑时间，《辽载前集》正确。当然，因为《辽载前集》以抄本流传，文字抄写错误不少，康熙《盛京通志》对其校勘作用更大。

　　正因为《辽载前集》资料有超出康熙《盛京通志》之处，故为学者所参考，如清乾隆年间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记秦椒，“李成裕（误，应作林本裕）《辽载》：秦椒，一名番椒，形如马乳色，似珊瑚，非《本草》秦地之花椒”。光绪年间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记始平军，“林本裕《辽载》云：始平军界内有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记浑河，“林本裕《辽载》云：浑河在辽阳城南十里，一名小辽水”，记奉国寺、大广济寺，“林本裕《辽载》云：奉国寺，在义州城内，殿高七丈，佛像称是。一名七佛寺，建于辽开泰中。又，大广济寺，在锦州城内，唐末建有白塔，十三层，高二百五十丈，造于辽清宁间。后降舍利藏之。金高琏有记”。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记松花江，“林本裕《辽载》云：一名宋瓦江，即松花江，在开原北千五百里”。

　　五、结语

　　现存清康熙年间以前成书的东北方志，有元朝戚辅之《辽东志略》、明朝官修《辽东志》《全辽志》、冯瑗《开原图说》、曹学佺《辽东名胜志》，清康熙年间官修《盛京通志》《承德县志》《锦州府志》《锦县志》《广宁县志》《宁远州志》《盖平县志》《辽阳州志》《铁岭县志》《开原县志》、方拱乾《绝域纪略》、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柳边纪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林本裕《辽载前集》等二十余种，而《辽载前集》是清代盛京地区成书最早的私修方志，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地图、山川古迹和物产三方面资料价值尤高，多他书所未载。因此，林本裕所着《辽载前集》值得清史、东北史研究者重视并利用。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