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话语既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构成思想的重要元素，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深入开展中国传统美学、诗学领域的相关命题、范畴、术语等标识性概念研究，是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命题：中华美学的核心基因

 

　　“基因”本是生物遗传学的概念，其功能在于控制生物之性状如高矮、肤色等，其特点在于具有遗传性，所以又叫“遗传基因”。对于中华美学思想而言，命题既能控制其性状，又能使其一代代遗传于后世。基于此，借用“基因”这一概念来阐释“命题”对于中华美学的功能作用、价值意义，是非常合适的。所谓“命题”，通常是指具有判断性的短句或短语，如“游于艺”“充实之谓美”“澄怀味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文以载道”“文，心学也”等，都是中华美学史上的着名命题。命题之所以是中华美学的核心基因，可从三方面诠释。

 

　　从“赤子之心”看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的精神是什么？中国美学固然蕴含人们熟知的家国情怀、人文化成、兴观群怨等内容，但内在底蕴却是其审美价值及批评尺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重要提示。“赤子之心”是中国美学乃至文学原发性的、带有本体论色彩的核心概念。中国美学精神与“赤子之心”息息相关，互为表里。作为跨学科概念和术语，“赤子之心”生发于老子、庄子和孟子的思想体系当中，在中国美学和文学的发展当中生生不息，并启迪着当今美学与文化的走向。

 

　　作为思想文化术语的中国美学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对我们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阐释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别材别趣”：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

 

　　乔纳森·卡勒认为：“提出文学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质，即提出了文学性的问题：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些？”以此为参照可以发现，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以下简称《诗辨》）中建构的以“别材别趣”说为中心的诗学，庶几可视为一种中国古代的文学性理论：一方面，“别材别趣”之“别”，本身就包含着诗与非诗、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区分的含义；另一方面，严羽对这种区别、区分有着高度的自觉，有所谓“断千百年公案”“辨白是非，定其宗旨”之论（《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因此，反思《诗辨》的文学性探讨的致思路径与阐释特色，对当代语境中的“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的探索，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生命自觉及其审美精神——儒家美学的运思路径

 

　　中国儒家哲学认为宇宙万物的核心是生命，即宇宙是生意活泼的生命大家庭，人是生命的自觉者。作为人类生命活动之一的审美,也是人生命价值的自觉实现。

 

　　孔子“义利之辨”的价值论分析

 

　　儒门严于“义利之辨”，若追溯这一思想统绪的源头，可将其归结于《论语·里仁》所载夫子自道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裁断“利”的问题。

 

　　“诗世界”的内在文化机制

 

　　历代中国文人都有知音境界的渴望和实践。他们在“诗世界”中借助文本世界的敞开实现与千载灵魂的相见，生活世界在另一心灵的诗意空间中展开，并与之融为一体。现实苦难与悲愤也会重新被文本笼罩，从而呈现为新的世界。人生进程便在这种多层交织构建的“诗世界”中向前涌动。

 

　　中国诗学事象刍议

 

　　与“情志为神明”的意象相比，“事义为骨髓”的事象也是中国诗学的独创。或者说，在感伤、委婉、悠远的意象世界之外，中国古代诗歌中还有一个素朴、直白、切身的事象世界。从根本上说，尽管这一古老的事象世界随着人类情感的丰富而饱受争议，但是这一世界的召唤始终是中国诗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不管是古代新乐府运动，还是现代白话诗运动，都与这种素朴的感召有关。正如席勒所说，在人类文明当前情况下，能激起诗的精神的仍然是素朴的自然。基于当前意象已不能全面解释古今复杂的诗学问题，无法完全满足新时代中国本土诗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把事象从中国古代诗学体系中发掘出来，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文明互鉴中的“诗兴”与“迷狂”

 

　　在中华传统美学思想中，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感是诗兴精神的核心因素，是感兴论产生的基础。西方文艺思想中的迷狂说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审美认知中的内在机制与情感体验，因而与“诗兴”“感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