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制度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与时俱进的理念革新、战略谋划和策略机制层面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文化建设的制度安排也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要求将现实中成熟的经验转化为制度，形成辩证统一、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领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必须充分发挥党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可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安排和建设，必将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支撑，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在历史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中华文化不断开枝散叶，结出丰硕果实，最终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精华。这充分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宽度和广度，也见证了中华文化在延续中不断实现继承和创新的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在近现代实现深刻变革、在当代中国取得重大历史进步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使党内的理论不断创新。理论的创新和话语的创新，在新时代赋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的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十八大以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充分把握当今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基础上，实现在思想上、政治上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前进。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发挥其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决定了全党必然需要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意识形态指导制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二、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实现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结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和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的文化精神呈现出动态变化、复杂多样的现实特点，这就必然需要先进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汲取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良品格，积极适应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本质，从各个层面满足文化建设的需要。

　　在社会层面，党和国家主要集中在加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教育上。通过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宣传与教育，潜移默化地向全社会灌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与此同时，在全社会中推行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构建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职业活动领域和家庭生活领域的道德制度和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需要健全相关的法律政策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人民个体层面之间的相互融合。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等文化活动，不仅不能回避或者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更应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个体的价值认同并转化为个体的行为，必须经过一个接受和内化的过程。”[2]只有使全体人民在认识和适应新时代物质文化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通过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才能实现每个个体自觉地将内在理想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能力。

　　三、关注文化建设的重点和核心领域，健全相关制度

　　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制度要求，满足了人民的文化权益保障问题、社会舆论的引导问题和文化创造生产问题的机制要求，展现了文化的社会公益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人民对文化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要求，对文化的内容具有贴近实际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体系[3]，满足人民合理的文化需求和践行完全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急需要整合各种力量，建立健全相关的机制，如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通过解决群众文化领域的供需矛盾、城乡文化的矛盾等，提供群众真正需要的、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和文化活动。

　　建设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凸显了中共中央密切洞察舆论，妥善引导“公众情绪和社会心理的一般状态”[4]。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的挑战，必须要通过引导舆论进而实现思想武装大众，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指导地位，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引导价值，达到将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共识转化为互联网舆论平台和网络之外舆论平台的主流。党管媒体的原则要贯穿于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的始终，不断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舆论监督制度、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发展和完善统筹协调、功能明确、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建设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群众文化的需求，需要相应的文化作品，需要文化的创作生产。在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管理者，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建设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相关机制，采取适应人民与引导人民相结合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创作生产主体，要适应群众的文化需求，加强对群众的文化激励和引导。现代文化产业，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以人民对文化作品的认同、接受和喜欢为基本条件，进行文化创作和生产。

　　概括而言，从制度文明建设的角度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既是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也是制度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更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制度文明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5版。

　　[2]冯留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3—18页。

　　[3]柳斌杰：《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文化立法的思考》，《中国人大》2016年第10期，第8—10页。

　　[4]雷跃捷、薛宝琴：《舆论引导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2019级中国史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