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散播瘟疫的精怪被想象为野生动物并非偶然，而是先民在长期的捕猎过程中发现，这些野生动物与瘟疫的传播之间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

　　◆在对抗各类疫病的过程中，先民战胜瘟疫的实践增多，积累的治疗经验也愈来愈多，反映在驱逐瘟鬼神话中就表现为瘟鬼献上避瘟之法神话。

　　◆赵公明由瘟神到财神的变化是先民们科学抗疫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辩证思想，也代表了先民逐渐认识到，在长期抗疫过程中积累的防范与治疗的经验与知识比求神拜佛更可靠。

　　跂踵、絜钩、蜚、（犭戾）：瘟疫的源头是动物

　　传染病是怎么发生的？先民在早期抗疫神话中描述说是由跂踵、絜钩、蜚与（犭戾）等精怪传播的。不少早期抗疫神话在古籍《山海经》中有保存。

　　《中山经》记载了跂踵神话：复州山中栖居着一种名为“跂踵”的鸟。每当跂踵鸟出没，便会发生大瘟疫。《东山经》中记载了絜钩和蜚的神话：有一座（石垔）山，山中有一种名为絜钩的鸟。相传，絜钩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爆发瘟疫。另外一座太山中出没一种名为蜚的野兽。它进入水中，水就会枯竭。它路过草地，草就会枯死。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瘟疫横行。《中山经》中还载录了（犭戾）的神话：“又东南二十里，曰乐马之山。又兽焉，其状如汇，赤如丹火，其名曰（犭戾）,见则其国大疫。”

　　上述四种瘟疫传播神话就记载了早期人类对瘟疫的产生与传播的认知：造成人类大规模传染病的源头是动物。跂踵、絜钩、蜚、（犭戾）四种传播瘟疫的精怪的原型都是动物，跂踵是猫头鹰与野猪的组合，絜钩是野鸭与老鼠的组合，蜚是野牛与蛇的组合，（犭戾）则像刺猬。我们认为，散播瘟疫的精怪被想象为这些野生动物并非偶然，而是先民在长期的捕猎过程中发现，这些野生动物与瘟疫的传播之间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先民创造出精怪传播疫病的神话其实也是在提醒后人，在接触这些野生动物时应该小心谨慎。也许是神话表达的意思比较曲折，后人并没有接收到这些信号。

　　瘟神是西王母比较早期的神职，彼时的西王母还不是后世我们所熟悉的端庄女仙，而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母外形像人，但却有着豹子的尾巴和老虎的牙齿。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之神，所谓的“天之厉”也就是上天降下的瘟疫。西王母管理瘟疫的神话内涵则相当丰富：首先，它表现出先民具有了试图与瘟疫对抗的意识，其次，它也反映了先民初步具有了在与瘟疫的对抗中取得胜利的信心，第三，管理瘟疫的神话也展示出了先民的社会管理智慧，他们试图对瘟疫的产生和传播进行管理。

　　驱瘟神话的产生使先民的自主意识鲜明起来

　　原始社会后期的先民面对疫病已经有了一些初级应对措施和医疗手段，比如神农尝百草神话就体现了先民探寻用植物治疗疫病的历程。在此背景下，中华早期抗疫神话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抵御瘟疫的青耕鸟神话。

　　《山海经·中山经》这样讲述青耕鸟御疫的神话：堇理山中有一种鸟经常“青耕、青耕”地鸣叫，这种鸟叫做青耕，它可以抵御瘟疫。郭璞也注意到了青耕鸟抵御时疫的功能，并将它与降灾的跂踵鸟对比：“青耕御疫，跂踵降灾。物之相反，各以气来。见则民咨，实为病媒。”同样都是鸟儿，却因为禀受精气的不同而有相反的功能。

　　《山海经》中至少记录了跂踵、絜钩、蜚、（犭戾）四种散播瘟疫的精怪。从这些精怪不同的样貌和习性来看，它们可以被视为不同传染病的代表。而青耕仅与跂踵相克的叙事说明先民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可能掌握了较为对症的具体治疗方法。

　　青耕鸟御疫神话在后世演变为“灵鹊报喜”的神话与信仰。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从青耕鸟的外形来看其原型是喜鹊，另一方面在于青耕鸟成功御疫使人间恢复安宁的神话所代表的吉祥内涵。

　　青耕御疫显示了先民在瘟疫防治方面的初步努力。但直到驱逐瘟鬼神话的产生，先民在防治瘟疫方面的自主意识才逐渐鲜明起来。

　　最早的驱逐瘟鬼神话应该是颛顼三子神话。汉代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这样讲述驱逐瘟鬼的神话：上古颛顼帝有三个一出生就夭折的儿子，他们死后成为散播瘟疫的瘟鬼。其中一个“居江水为虐鬼”。第二个“居若水为魍魉”。第三个“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因此每年的年终岁末，官方就会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借以送旧、迎新、纳吉。民间仿效，就产生了驱鬼逐疫的习俗。蔡邕的《独断》和干宝的《搜神记》都说第三个居住在房屋中的瘟鬼常使小儿得病。

　　在颛顼三子神话中，我们明显看到了人的力量在抗疫过程中的显现。比如驱疫勇士方相士一般是由中下级武官扮演的，这一角色就是人类力量的代表。除此之外，该神话还有三重内涵值得重视：首先，瘟疫由人死之鬼而散播的情节说明，先民可能意识到了瘟疫的人际传播特征。第二，虐鬼与魍魉鬼都居住于水间的情节说明，先民在长期与瘟疫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传染性疾病多发于江水之间等潮湿之处的规律。第三，颛顼三子之一所化的瘟鬼喜欢躲在人间作祟小儿，此情节说明先民也认识到了儿童是各类传染病的易感人群。

　　医疗手段的进步决定瘟鬼与人类的力量对比

　　相传，驱瘟仪式是由华夏民族的共祖——黄帝创立的。《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礼仪类记录了一段黄帝创立驱瘟仪式的神话：游凫问时人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敲鼓呼噪的原因。雄黄答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游凫与雄黄的这一段对话真是切中了驱瘟神话的本质。大多数驱疫行为——沐浴斋戒、敲鼓击铎、劳形趋步都可以达到强健身心的目的，从而提高个体的抵抗力。而饮酒茹葱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杀灭进入体内的病毒。这些防范瘟疫的方法以神话的方式代代相传，曾造福了不少民众。

　　《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民众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燃烧竹筒，以驱赶“山臊恶鬼”。这说明冬季是表现为感冒发烧的传染性疾病的多发期，而以燃烧竹子的方法吓走山臊恶鬼的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却可能反映了先民在杀灭病毒方面的粗浅认知。

　　在对抗各类疫病的过程中，先民战胜瘟疫的实践增多，积累的治疗经验也愈来愈多，反映在驱逐瘟鬼神话中就表现为瘟鬼献上避瘟之法神话。

　　宋代《夷坚志》中记录了一则管枢密驱瘟鬼的神话：管枢密曾在正月初一早晨见到几个“形貌狞恶”的瘟鬼。他不仅不惧怕这些瘟鬼，还高声斥责它们。在管枢密的叱问之下，瘟鬼老老实实交待说：“我等疫鬼也，岁首之日，当行病于人间”，并且讲出了一些避瘟的奥秘。我们联系前述的颛顼三子神话与山臊神话，发现这些神话虽然情节各异，但对瘟疫集中爆发于岁末年初的时间有着比较相同的认知。

　　后来甚至出现了普通人徒手镇伏瘟鬼的神话。《子不语》记录了一则题为“瘟鬼”的神话：乾隆二十一年的时候，湖州人徐翼伸在月夜的书房中发现了一根无故旋转不停的鸡毛掸子。这根鸡毛掸子其实就是瘟鬼。瘟鬼请求徐翼伸放它回去。为此，它还献出了一个避瘟药方。这个避瘟药方后来被苏州知府赵文山要去了，用此方治疗染上瘟疫的人，没有救不活的。神话中对瘟鬼献上的避瘟方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成分包括雷丸、飞金、明矾、大黄等中药，该情节其实是传统医学大发展的表现，说明当时的医学对于不少疫病已经有了明确的诊疗方法和不少验方。此神话与前述诸篇最大的差别在于，瘟鬼与人类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强大的是人类，弱小的是瘟鬼，客观原因其实就在于医疗手段的进步。

　　赵公明：从瘟神到善神最后成为财神

　　瘟神赵公明信仰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左传》记载的景公梦大厉的神话就是赵公明成为瘟神之始。到了晋代，这一神话和信仰已经颇为流行，此时的瘟神赵公明具有了两面性，既可以散播瘟疫取人性命，又能救治疫病。如《搜神记》卷五的《赵公明府参佐救王佑》，记录了赵公明府参佐送给王佑十多支可预防瘟疫的赤笔的情节。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瘟神逐渐扩容，增广到后来的“五大瘟神”。隋唐时期，“五瘟神话”逐渐丰满，《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具体记载五瘟神为春瘟神张元伯、夏瘟神刘元达、秋瘟神赵公明、冬瘟神钟仕贵、总管中瘟神史文业。其中，瘟神与四季对应关系的安排反映了先民对瘟疫在四季都可能爆发的客观认知。为祈求瘟神护佑，隋文帝为瘟神建造了神祠，使瘟神祭祀进入了官方崇拜体系。

　　长期抗疫过程中，先民对传染病的致病原理有了比较深入的认知。这在瘟神神话的演变中也有所体现。如《列仙全传》中，五大瘟神增加至“八部鬼帅”，并各司其职，“刘元达领鬼行杂病，张元伯行瘟病，赵公明行下痢，钟士季行疮肿，史文业行寒痢，范巨卿行酸瘠，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

　　后来，赵公明与瘟神神格渐行渐远，由散播瘟疫的秋瘟神扩大为多职能的善神，到了明代的《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已经成为一位比较明确的财神了。

　　赵公明由瘟神到财神的变化有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辩证思想。瘟疫的爆发已经是极坏之事了，但如果人类可以寻找出防范瘟疫，治疗疫病的方法，瘟疫也可以被制服，否极泰来。这种思想反映在神话中就表现为为祸人间的瘟神转变为造福人间的善神的情节；另一方面，赵公明瘟神职能在明代的消失代表了先民逐渐认识到，在长期抗疫过程中积累的防范与治疗的经验与知识比求神拜佛更可靠，这是先民科学抗疫的必然结果。

　　（作者为“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