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对中国对非援助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路径。一是西方学术界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角度抨击中国对非援助，诸如“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以及近期出现的“债务外交”等。二是对比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援助政策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对非三方合作的可能性。与这两条路径不同，本文拟运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阶段性特征，并阐述中国对非援助在宏观指导理念和具体政策实践方面的突破，进而从宏观发展学层面总结中国对非援助的知识贡献，并从微观对策角度为中国引领全球发展体系向公正化和民主化方向变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 中国对非援助的阶段性特点

　　纵观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根据中非双方不同的发展诉求，中国对非援助的指导思想也相应做出调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自强（1955—1978年）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通过提供物资援助、现汇援助、技术援助以及成套项目等方式支持非洲国家的自立自强。同时，中国通过对非援助也赢得了广大非洲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二）平等互利、共同发展（1978—2000年）

　　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走向务实。为国内的经济建设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而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发展民族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对非援助指导思想。基于此，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加大力度推动中非经贸合作。为了更好地利用援外资金，引入了两种新的对外援助方式——优惠贷款的资金方式和合资合作的项目执行模式，使得中国对非援助的资金基础更加雄厚，也为中国企业的广泛参与注入了活力。

　 （三）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2012年以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在“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全方位、宽领域积极拓展，加大力度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中国将中非关系定义为“命运共同体”。2015年12月公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巩固和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了全方位、系统性的对非援助计划。随着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在非洲国家相继落地，非洲国家纷纷主动要求对接“一带一路”，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以帮助非洲培育内生增长能力为重点，创新合作理念方式，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 中国对非援助理念的进步性

　　中国对非援助从创建伊始就迥异于西方的援助理念，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自主发展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也是有别于西方的真诚之举。这是由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相同的反抗殖民侵略和统治的历史经历、南方国家的身份定位以及独立自强的发展任务决定的。

　 （一）不附加政治条件

　　作为一个从半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国出于同样或相近的历史记忆，对发展中国家主权高度尊重，这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特别是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中国格外强调绝不通过任何形式和渠道干预别国内政。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主要以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为主，不附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无私地支持非洲国家建设了一大批农场、工厂等经济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剧院、体育场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广大非洲国家追求民族自决和主权独立的诉求。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援助成为治国理政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官员培训、政党交流以及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难题，而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一原则一以贯之，成为中非关系的精神内核。　　

　 （二）尊重受援国自主发展

　　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援助理念，既符合受援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诉求，又改变了西方传统援助体系的权力结构。中国对非援助通过为受援国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不仅客观上降低了西方传统援助国的议价能力，而且为受援国提供了更符合其自身发展的参考借鉴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此外，中国援助理念的成功经验导致西方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对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集体批判和反思。从理论上分析，西方国家的援助行为违背了政治经济发展规律。从实践上看，援助附加政治条件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事与愿违。如果受援国的政治精英没有改革意愿，那么附加再多的援助条件也是无济于事的。经合组织发展合作司负责人承认，“从援助国角度讲，如果受援国不遵守援助附加的条件也无计可施，因为你必须要和他们开展合作、顺应主流。”

　　三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创新

　　不同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对外援助延续宗主国的影响，中国与非洲国家拥有反抗殖民主义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样肩负着自主发展的时代任务，因此中国对于非洲国家的发展一直秉持尊重与信心。进而，中国对非援助在实践上也表现出关注受援国心理感受、契合受援国发展需求的新模式。

　 （一）主动与受援国发展战略对接

　　中国对非援助将对受援国主导权的尊重贯穿始终。在制定国别援助政策时，中国充分尊重受援国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上的主导权，确保对非援助政策与受援国发展战略精准对接。在充分调研每个受援国发展需求以及区域整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中国及时修订《中国对外援助发展规划纲要》，统筹考虑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安全等对外战略，对中长期援外目标任务、投入规模、资金结构、空间布局、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等进行系统安排。同时，根据受援国对中国主动提出的援助诉求以及中国自身的援助能力，制定《国别援助指导意见》以及“国别援助项目库”，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与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接，一国一策，因国施策。

　 （二）注重提升受援国的生产能力

　　西方援助国出于殖民主义的历史渊源，援助较少关注与生产能力直接相关的领域，不仅弱化了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而且强化了其对援助的依赖。“在后殖民时代，对外援助用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新关系延续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各种老关系”，从而形成了受援国对援助国的“依附”。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启动对非援助之初就注重提升受援国的生产能力，旨在提升受援国自身的造血能力。周恩来总理提出，中国援助既要满足受援国的眼前急需，也要关照受援国的长远发展，因此“要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使工业援助与农业援助相结合。”除此之外，中国还从自身的发展经验出发，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洲的互联互通及营商环境的改善。相关项目改善了受援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受援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援助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分离

　　冷战结束后，OECD/DAC援助国为了推动受援国按其意志进行改革，大规模推行将援助款直接打入受援国财政账户，同时附带一系列改革指标，并派出专家组进行监督和评估的模式。这种援助模式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一是效率低下。二是援助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主动掩盖受援国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则主要采取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相分离的方式。在为非洲国家援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开展医疗和农业技术合作、派遣教师以及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时，多由中方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和拨付。除了少数向对方政府提供的现汇援助外，物资赠送也是由中方负责组织采购和交付。此外，中国的实施企业具有人员和物资成本的价格优势，极大地保证了援助项目的质量和效益，使同样数额的援助资金能够比西方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 中国对非援助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中国对非援助的意义和价值正在超越中非关系的范畴，影响着全球发展治理权力架构的变革。面对时代的要求，中国对非援助应该在总结和继承历史经验的同时，实现新的突破，同时要处理好三对矛盾。

　　第一，不附加政治条件与确保援助效果之间的矛盾。中国对非援助在不附加硬性改革条件的前提下，要保障援助效果，就一定要加强评估。这种评估既包括对中国自身援助项目设计、执行及是否实现预期效果的综合性评估，也包括将受援国相关方视为平等、独立的发展合作伙伴的评估。这种评估有别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前提是在项目设计和执行的各个环节都将受援国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依此逻辑才能保证责任共担和相互问责的合法性。

　　第二，尊重受援国自主发展与提升援助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中国对非援助始终以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意愿为前提，援助项目的设计都以非洲主动提出的诉求为基础。这种对非洲国家实质性的尊重不仅使得非洲受援国领导人在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更有信心、加强了其政治领导的合法性，而且也提升了非洲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议价能力。　　

　　第三，突出中国援助管理模式比较优势与开展国际合作之间的矛盾。中国对非援助在政策设计、援助领域以及资金流方面都迥异于西方，为非洲国家提供了获取外部支持、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针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发展援助格局，在战略层面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代言，显然不能隔绝于体系之外；在技术层面上，中国也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实现优势互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7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无法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未来中国应在继承和发扬不附加政治条件、推动受援国自主发展的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根据非洲国家发展形势调整对非援助管理方式，为推动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非洲大陆群体性崛起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