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对外奉行什么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相比旧的国际关系模式，新型国际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主权原则、价值原则和利益原则的有机结合，是对基于实力均衡原则的权力政治和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突破和发展。对中美关系的案例研究显示，尽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的前景还是乐观的，确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规范是可以期待的。

    关键词：中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中美关系；大国关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框架；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史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自近代以来，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政治的关系，国家之间奉行着“势力均衡”的法则。为调节国家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确立了一系列被称为“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规范，其核心概念包括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以及后来衍生出的自决权、非歧视等。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制于国家实力弱小，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十分有限。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中，中国的实际影响力并不大。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什么作用，对外奉行什么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思考。近年来，围绕国际关系建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为什么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一倡议？它在理论上是否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国际关系模式的替代性逻辑？它在实践中的前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中外学者提出了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论、新外交战略论、新战略文化论等理论加以阐释。这些阐释强调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观维度，认为它是一种新的战略观念和战略设计，尚未形成超越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替代逻辑，将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忽视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客观维度，没有看到它优于旧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创新之处，更没有发现它背后隐含的主权原则、价值原则和利益原则等替代性逻辑。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近年来，随着国力迅速崛起和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大国。相应地，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在全球化推动下，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迅速增加，相互依存度逐渐加深，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议题上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体状态，大国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重大变化。具体到中美关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等提出了“G2论”“金融恐怖平衡论”“利害攸关方论”“战略再保证论”等新的理论。另一方面，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竞争面迅速扩大，除了领土主权、战略博弈、经贸争端、人权争论等传统争议，网络争端、知识产权、海洋权益、极地开发、太空合作等新兴议题也纷至沓来，成为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焦点。总体来看，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战略联动性、全局敏感性、国际震荡性受到高度关注，大国关系的战略性大大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大国关系议题的焦点。

　　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4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从国际社会中的边缘角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显赫角色。学界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也如火如荼，涌现出遏制论(containment)、接触论（engagement）、遏制+接触论（congagement）、两面下注论（hedging strategy）、融入论（integration）、包容论（accommodation）以及战略互疑论（Strategic Distrust）等理论和学说。甚至不少研究以权力转移理论角度阐释中国的崛起，担心中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各大国之间的冲突。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大力推动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以防患于未然，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高度关注的战略议题。在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和竞争利益交织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避免历史上大国关系陷入的冲突与战争的恶性循环，走出一条新型国际关系之路，越来越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面临的核心问题。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其与大国关系的变化，美国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地缘战略冲突将不可避免，论述新兴大国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关系的理论，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论”“金德尔伯格陷阱论”“战略互疑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围绕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建立21世纪的中美关系等议题，乔治 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的主持下举行了一系列研讨，出版了《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一书，从历史背景、理论背景、国内背景、双边背景、地区背景和全球背景等多个视角探讨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对中美关系“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管理中美关系表达了谨慎的悲观态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Paul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国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在2015年也表达了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临界点”（Tipping Point）。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于2017年底出版《注定一战：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一书，认为大国可以逃避这个陷阱，但需要美国与中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发挥巧妙的领导才能。围绕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的问题，美国国内战略界掀起了一场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是悲观的，中美关系难以走出历史上大国间冲突的老路。

　　面对大国关系这一时代课题，中国的答案则与众不同。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积极探索妥善处理大国关系的新途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方向，尤其是习近平同志在思想上和实践中十分重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概念，强调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此后，“新型国际关系”在习近平同志的公开讲话与文章中出现了50余次，在各种国际场合被用作寻求处理好国家间关系、保持国际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国方案”。新型国际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顶层设计，是探索大国关系的新道路。在习近平同志看来，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精准地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2014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

　　然而，新型国际关系究竟“新”在哪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5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给出了答案，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对国际社会宣讲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标志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政策主张。

　　2017年10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之一。他强调，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关于广受关注的大国关系，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显然，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构建”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和总的方针；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架构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方案。这一总体方针和具体方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外交思想实现了从新型国家关系向新型国际关系的转变，必将对中国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将首先阐释新型国际关系概念的思想内涵，以及支撑这一概念的价值原则，尔后对新型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进行学理分析，探讨新型国际关系区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内在机理和实践前景，探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可行性选择。

　　二 新型国际关系概念的思想内涵

　　在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理论阐释之前，首先要准确界定其思想内涵。在本质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针对旧的国际关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改造方案，且是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近代以来的旧的国际关系模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欧洲国家引领的以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强权政治模式，奉行殖民主义、强权政治、胜者为王、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造成了无数的冲突和战争；另一类是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意识形态对抗和霸权争夺为推力的霸权政治模式，奉行霸权主义、零和游戏、赢者通吃的霸权法则。无论是苏联推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还是美国推动的“自由民主阵营”，以及冷战后的“民主输出”和“华盛顿共识”，最后都在中东、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陷入困境，引发了无数人间悲剧。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今世界出现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九一一事件到全球金融危机，欧美主导的国际关系模式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创新。

　　面对大国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逐渐形成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明确主张——这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经验结晶。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外交就从区分敌、友的国际统一战线思维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从以意识形态划线转变为全方位外交。尤其是在大国关系上，中国改变了过去那种或结盟、或对抗、或敌视的亲疏有别的定位国际关系的做法，致力于构建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努力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比如，中国1996年与俄罗斯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与法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与欧盟确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年与日本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与韩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1999年与南非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所有这些伙伴关系都与过去的结盟关系存在很大区别，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实践证明，建立大国伙伴关系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在“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与更多的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与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各主要战略力量探索建立各种类型的新型国际关系，包括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同时，中国也探索出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间的形式各异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格局进一步拓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从新型国家关系到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认识和实践日益明确和深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推动了中国与各国的良性互动，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证明，与一切旧的国际关系模式相比，中国倡导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是一个逻辑连贯的有机整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同志重新定义了新型国际关系，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对新型国际关系和传统国际关系进行了明确区分，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体而言，新型国际关系和传统国际关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主权原则：相互平等与相互尊重

　　主权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传统的国际关系强调主权平等原则，认为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解释，主权平等原则包括：（1）国家在法律上平等；（2）各国拥有对内的主权权力；（3）国家的人格和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均应受到尊重；（4）国家必须在国际法方面忠实地履行其国际义务。然而，基于国家法的“软法”性质，这种所谓的主权平等在“势力平衡”的法则下无法保证得到实施，主权平等的原则缺乏保障机制。这也成为传统国际关系模式摆脱不了强权政治的一个原因。

　　针对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的现实需要，新型国际关系在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更强调主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原则，认为无论国家大小、强弱、贫富，都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政治制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相互尊重原则是彼此平等原则的深化和具体化。它将国际关系从注重关系之形式转移到注重关系之实质，从而为国家间的平等原则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机制，有利于防止因力量差异而带来的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问题，是对国际关系的创新和贡献。它强调，不仅大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大国与小国之间也要相互尊重。显然，相互尊重原则比相互平等原则更为务实。

　　（二）价值原则：力量平衡与公平正义

　　价值原则是国际关系的争论焦点。传统国际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遵循“势力均衡”的法则，权力政治是基本的法则，“强权即公理”，反对将特定的价值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方针。在这种观点看来，实力是唯一的道理，“有实力”是“有道理”和“有道义”的惟一标准。尽管在历史上，也有人将价值原则带入国际关系中，比如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正统原则”（Legitimacy），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但价值原则更多地还是被作为处理国内事务的规范，没有获得国际共识。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价值原则越来越成为国际争论的焦点。联合国推动的“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确立的各种规范，以及欧盟国家积极推动的“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等，都表明道义原则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规范新的增长点。十九大报告适应这一变革趋势，将公平正义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规范，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根据这一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完全延续“强权即公理”的法则，公平正义成为指导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则。这是对国际关系法则的突出贡献。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在谈到周边外交工作时，习近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 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义利观，为新时期的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时说，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在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的研讨会上，他强调，“要讲感情，讲危难之中见真情。”正确的义利观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强调建立在国际公平正义基础上的普遍道义，是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将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新型大国，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三）利益原则：你输我赢与合作共赢

　　利益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传统国际关系往往抱持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思维，追求以军事同盟、遏制、威慑等手段维护安全，热衷于你死我活、斗智斗勇的零和游戏，充满了讨价还价和激烈的竞争。对于参与博弈的各方，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受制于零和思维，传统国际关系取决于大国之间的角逐，国际政治成为大国争雄斗胜的角斗场，各大国都在努力寻求霸权。

　　相比之下，新型国际关系更强调正和博弈（Positive Sum Game）思维，主张参加博弈的各方通过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实现安全，通过相互交往实现，不以牺牲第三者（个体、整体、环境）利益为代价的互利共赢。2012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表述，核心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治理，是新型国际关系强调的合作共赢原则。它表明中国绝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将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和完善。

　　　从上图可见，就关系的性质来看，传统国际关系归根结底是敌友关系。相比于传统的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关系已经非常模糊，国家之间是非敌非友的伙伴关系，是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谋求主权原则、价值原则与利益原则的有机统一，是对基于实力均衡原则的权力政治和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突破和发展，是旧国际关系向新国际关系的转型。在处理新型国际关系时，国与国之间必须学会相互尊重，既要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也要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的利益关切。当然，新型国际关系并不回避和否定大国间的竞争，任何国家之间都有竞争，竞争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以往的大国竞争更多地诉诸结盟对抗的形式，最终陷入战争和冲突的泥潭？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如何跨越这种权力政治的陷阱？这需要进一步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