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自身经济增长乏力与外部挑战加强的形势下，美国对自身高成本运作的霸权主义显得力不从心。最近几年，美国仍然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倡导“美国优先”、实施退出策略、加强对华遏制以及开启贸易战等，反映其霸权开始出现衰弱之势。受“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误判和帝国主义扩张本性的影响，美国将会极力维持霸权的长期存在。在“后霸权时代”，中国应积极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在迎接挑战中把握和平崛起的重要历史契机。

　　作者简介：张建辉，男，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二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格局中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更加奠定其无人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依循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美国通过“美元、美军、美剧”的强大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始终贯彻自己的霸权意志，对世界进行经济殖民、武装干涉以及文化渗透。然而，世界格局总是在不断变化中达到动态平衡，当美国霸权出现衰落之际，正在壮大的新兴力量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因素。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着名论断，如同悬在美国霸权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令其坐立不安。尽管美国当前出现霸权式微，但出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和帝国主义扩展本性的驱使，它依然会极力维持那不合时宜的霸权逻辑。

　　一、当前美国霸权危机的表现

　　根据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出现衰退，这一衰退预计将在 2019 年底至 2020 年初最为严重。从美国经济当前的运行状况看，诸多指标也指向这一调查结论。一是资产价格居高不下。房价和股价的不断上涨，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高，导致资产的泡沫化严重。二是石油价格被推高。二战后的历次经济衰退，都由石油价格飙升引发。美国的基准油价目前已达到每桶 65 美元以上，远高于 2016年初的每桶 26 美元。一旦海湾地区局势有变，欧佩克将联合抑制石油生产和抬高油价，这对石油消耗巨大的美国经济而言不容乐观。三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美国的通胀率正在从 1．8%往 2%跃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逐渐增加，对国内商业投资产生重要抑制作用。四是预算再次扩大。2019 年国会又做出提高预算计划，并且尚未明确规定预算上限。这些预算主要用于国防开支，导致主权评级机构下调美国主权评级，重挫美国股市，打击消费者和企业的心理预期。五是贸易冲突升级。在全球挑起“损人不利己”的贸易争端，导致相关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措施，抬升美国国内的消费价格指数，不利于美国产品的出口，最终将拖累美国经济。可见，由于减税刺激效用递减、增收进口关税刺激物价上涨、贸易战对美企全球供应链的损害，以及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冲击等，美国经济增长逐渐回落，预计将在2020 年陷入整体的技术性衰退。

　　最近几年，美国继续倡导“美国优先”、实施退出策略、加强对华遏制以及开启贸易战等一系列举措，其意图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缩减维持霸权的成本。

　　第一，倡导“美国优先”。何为“美国优先”? 其实质在国际交往中首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在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时选择独善其身，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和全球公共利益以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以此看来，“美国优先”散发出浓郁的民族利己主义气息。由此，美国内政外交表面上体现出的鲜明风格，实则是“霸权衰落综合征”的体现。在经济政策上，注重提升经济增速，主张通过减免税收、产业回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刺激本国经济，并且抱有爱国情怀式的提倡“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国际经贸上，为扭转进出口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从宣布退出TPP 开始，美国就力图通过提升关税实行保守的贸易保护，以阻止国内资源和工作岗位的流失;在军事防务上，尽管之前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削减军事支出，军费占 GDP 的比重自 2010 年大幅下滑，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属高水平，这两年美国试图重新增加军费预算来扩大军队规模与提升武器装备，以确保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在意识形态上，不再热衷于向全世界推销美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而是从那些不甚关键的国际事务中抽身出来，节省更多的资源提振国内经济。可以说，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演进中，美国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弱化与世界经济和军事多极化的增强形成鲜明对比，这逼迫其必须面对国际权力的转型。

　　由于不再像之前那样随意呼风唤雨，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外战略。譬如，主动与俄罗斯修复关系并寻求合作，缓解美俄关系长期存在的紧张状态;支持英国脱欧，并借口美国保护欧盟之名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分摊比例;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力图主导中东的地缘政治;在亚太地区希望中国承担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要责任，并要求日韩承担美军的驻守费用，等等。所有这一系列调整，都是为了服务于美国利益这一根本原则。不难看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全球主义和孤立主义之争与其国家实力的衰退存在紧密的关系。

　　第二，实施退出策略。在一些国际机构或组织中，美国较以往相比，失去了主导权或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几年，美国已经先后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机构和多边国际组织。美国退出策略的运用，并不意味着他会将美国带进传统的孤立主义泥潭，反之，美国的盟友体系和对外军事干预主义却更加明显。与美国一贯“拯救世界”的大国心理相比，退出策略无疑是迫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而采取的“以退为进”计划，以求摆脱独霸世界力不从心的窘境。

　　美国实施退出策略的基本目标，是寻求美国的再次强大，其思路是彻底改变美国一直以来为盟国乃至国际社会所做的“过多奉献”，使更多资源与资金集中到振兴美国经济和军事上，制止盟友和其他国家“免费搭美国便车”。为此，美国从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中“退群”，卸掉大国责任转而集中促进国内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以便从根本上巩固霸权存在的根基。美国借助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成为众多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国际组织的主导者，早已习惯牢牢把持不可分享的话语霸权。随着国际参与机制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力量进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尤其是多极化力量的存在对美国话语霸权造成强烈冲击，美国遂采取拒绝大国合作和退出策略，另行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全球化浪潮推动形成的“共同体”状态下，美国退出策略的实施，其实质是自恃综合实力强大而自绝于国际社会，这在国际竞争中并非明智之举。美国认为自身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利益受损者，其实是对自己长期持有世界霸权获得巨大国家利益的无视。由于对国际关系产生误判，美国采取的退出策略，实则是以“舍我其谁”的强硬姿态，否定众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存在的合法性与全面性。

　　第三，实行“联俄制华”的战略意图。近几年，美国虽然大刀阔斧地进行多元政策的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霸权战略思维。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成为有可能全面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而美国诸多顶尖智库的预测也印证了这种可能。“处于霸权实力相对衰落的境遇中，面临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尽管此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执政方面极具个人风格，尽管其带有较为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但美国退出西太平洋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一必须接受的实情，美国开始针对中国调整对外战略，从硬实力、软实力到“巧实力”方面，都将遏制中国作为其战略重点。中国一再表明，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始终不能消除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对“强国必定称霸”的思维惯性。为此，美国将战略触角从全球收缩，特别将资源是从那些不太重要或消耗过大的领域撤离，转而投放到更为重要的亚太地区，强化日、韩、菲、澳军事同盟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对此，罗伯特·阿特的“选择性干预”大战略备受尊崇，即以保护核心盟国的利益为名，维持美国的军事实力。

　　第四，贸易战争的频繁开启。“美元霸权是美国制度霸权的基石，而霸权赖以生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所起的主要作用逐步被其他行为体所缔造的国际组织相抵消。” 从 2014 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开始显着降低，使得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有所下降。为此，美国不惜采取“纯粹的单边主义”，恣意践踏全球贸易规则，频繁制造贸易摩擦，损害他国经济利益。2018 年以来，美国对欧盟加征钢铝关税，对中国输美的大额产品加征重税，开启美欧、中美之间激烈的贸易争端，随后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贸易战。

　　在这场仍在持续的贸易争端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无疑成为贸易战的主要对手。在没有充分把握和无意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从经济贸易上打击中国就成为首选，况且中国的强大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美国频繁制造的贸易摩擦，多数情况下都剑指中国。譬如，利用“选择性豁免”筛选掉其他打击对象之后，贸易制裁大棒直接针对中国;在中国有重大需求的高新技术、新型材料、核心元件等领域设置重重障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拉拢盟友共同打击中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世界市场体系之外;等等。殊不知，由于中美经济的深度依存与全面合作，贸易战将对本来就后劲乏力的美国经济造成重创，而中国经济则由于广阔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强大的内生能力并不会因此致命。同时，中美在经济贸易上的相互掣肘，欧盟、日、印等与中美具有竞争性的其他经济体则坐收渔利。中国庞大的市场也使得美国拉拢的盟友并非铁板一块，毕竟，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也是其盟友首要考虑的问题。尽管迫于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有时也象征性地诉诸世贸组织解决争端，而一旦仲裁结果对自己不利时，则摆出不惜退出世贸组织和颠覆相关机制的恐吓架势，以扰乱全球经济中的普遍规则体系。

　　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战略误判

　　尽管美国由经济下滑引发霸权衰微的迹象，其在国家实力上的全面领先状态依然会长时间惯性持续。然而，令其难以接受的是，自身长久以来形成的霸权地位遭遇挑战，并为此陷入一种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莫名恐慌。

　　着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后者也必然对这种挑战进行回应，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当然，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非但无惧战争甚至还热衷于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曾指出，当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正在被重塑时，政治需要在积极行动中保持动态平衡。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决不会对自身的霸权衰微视而不见，它会积极护持霸权优势，以遏制正在成长壮大的新兴国家。但是，随着全球化深入和相互依赖的加强，有效的国际规范机制普遍受到尊崇，并且在武力逐渐丧失合法性的情况下，重建霸权的合法性日益成为美国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大国争霸的关键也并非权力斗争本身，而是合法性之争。”

　　具有暗示意味的是，2011 年的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消灭资本主义”为重要口号，对美国的社会心理着实带有革命的警醒作用，它昭示了美国霸权从内部开始滋生否定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霸权国家，今日的美国与曾经的英国存在较大相似性，即面临后发国家在经济上的赶超致使霸权受到挑战。正在衰落的资本主义中心，试图利用金融特权来暂时维系盈利作为权宜之计，但依然无法解决生产过剩的根本问题，反而助长由金融扩张引起的过度投资。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盈利能力将由于资产泡沫而丧失殆尽，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衰退。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在西欧确立以来，在资本的不断扩张本性下，世界格局被重新塑造。伴随着大国的崛起与沉沦，霸权国家先后发生更迭。先是英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取代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荷兰，奠定自身作为“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权;然后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诱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功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格局的操纵者。因此，霸权普遍遵循着相似的更迭路径:新兴力量在霸权体系的边缘出现，并逐渐向在经济、军事方面开始弱化的霸权主导者发起挑战，后者则饮鸩止渴地操纵金融扩张以求应对，却导致经济危机以更加猛烈的形式爆发，既有霸权土崩瓦解。最终，新兴力量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取得胜利而成为新的霸权中心，以此完成霸权更迭并重建世界政治格局。当美国完成这一霸权更迭的经典路径，遂声称自身是“一个以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光辉榜样而屹立于旧世界之外的新世界。”

　　美国的霸权逻辑和霸权心理，植根于其国家发展的历程中，即以实力打出来的大国。首先是征服土着印第安人，以武装斗争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实现国家独立;然后掀起“西进运动”驱赶和杀戮印第安人，并发动美西战争抢夺殖民地，成为横跨北美东西海岸的大国;最后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使自己积累资源和财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二战以后，“一个新的美国世界秩序已经清晰浮现。”取得世界霸权的美国，近三十年来又发动多场战争，以“世界警察”强硬姿态到处炫耀武力，显示和巩固自身的世界霸主形象。可以说，这种长期形成的侵略性和优越感，使得美国难以容忍其他强国的出现，尤其是体量相当的大国。

　　面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美国既不想转变其已有的对外战略，也不情愿将话语霸权拱手相让，长期以自我为中心的外交战略，使其很难理解中国外交的共同发展理念，这与其说是中美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倒不如说是美国霸权主义心理作祟。在当今世界面临能源短缺、生态危机、气候恶化、疾病蔓延、恐怖主义等事关全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面前，只有形成相互合作共谋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达到共赢状态。中国的崛起，正是在既有的国际游戏规则下，坚持共谋发展的理念，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超过三分之一的贡献，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反观西方世界力图保持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以低廉的原材料换取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以维护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如果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适应调整，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危机解决模式，而仅仅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带来的实惠，那么只会致使霸权危机进一步恶化。20 世纪 70 年代由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滞胀，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在经济上遭遇结构性危机。随后，美国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扩张以刺激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结果是国内制造业因过度依赖金融资产而逐渐出现空心化，产业资本的存在空间不断受到压缩。正因如此，大量新型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被创设出来，却在远离实体经济的路上越走越远。由此，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下潜藏着巨大危机。与之前的霸权国家荷兰、英国相比，美国更加依赖外资，多年来它始终对全球的资金乃至人才和资源保持强烈的吸附能力。所以，美国不断向其他国家购买国债，为确保作为债务人应有的实力和自信，它又必须时常向外界展示强大的政治军事存在，以此表明自身是维护世界稳定秩序的中流砥柱。西方历史上多数帝国的扩张，都基于不断寻找敌人甚至是制造敌人来获得动力，与之有所不同的是，美国信奉“敌友划分”的行为准则，以保持长期稳定的假想敌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中，维持自身占据优势的权力平衡，“当变革方向不利于自己时，就会试图破坏这一平衡。”

　　出于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观判断，主动出击遏制挑战霸权的主要力量，就成为美国艰难维持霸权的行动战略。近年来，美国与中俄两大政治力量更加激烈的博弈，对欧洲盟友的防范，对朝鲜、叙利亚、伊朗等国的打压，以及对巴西、墨西哥、印度等新兴力量的牵制等，几乎可以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肃清挑战其霸权的潜在威胁。根本而言，美国对自身霸权的护持，依然停留在冷战模式甚至是传统帝国的思维层面。在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中，各国相互联系与合作交流加深所呈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无疑使得美国维持霸权显得愈加被动。

　　三、源于帝国主义本质的霸权维护

　　美国一方面收缩战略以便聚焦本土利益，一方面又四面出击以图重振霸权雄风，倘若我们就此认为美国霸权已经全面衰落甚至是走向终结，则未免显得过于盲目乐观和天真草率。无论如何，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其霸权主义逻辑仍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关键的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丝毫不会放弃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来因拥有世界霸权而获得的巨大利益。

　　首先，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性质，决定美国霸权的长期存在。马克思早就意识到，资本家在追逐利润和残酷竞争的驱动下，极力扩大资本投入和生产规模，引起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客观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的理由”。当资本推动资本主义从私人垄断走向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时，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产生并成为经济的操纵者，它们在国内进行剥削的同时，也将过剩资本转移出去以实现海外剥削。这种扩张效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形成“‘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抑或是资本家本身，都服务于资本那不断繁殖自身、复制自身的扩张本性，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这一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发展阶段”也具有不断扩张的本性。

　　据此，只有通过政治强权和军事霸权鸣锣开道，才能在经济上为垄断资产阶级带来超额垄断利润。所以，对外扩张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是帝国主义本质的常见外显方式。帝国主义之所以通常采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和武力征服，是由于它“不能用其他方法挣脱金融关系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存在战争的重要根源。

　　毋庸置疑，美国集中体现了帝国主义的一切本质特征。在维护霸权的过程中，早已习惯使用军事干预和侵略战争的手段，甚至庞大的国家机器也为资本扩张而运转。譬如，将美元与石油捆绑，使得金融资本家只需操控利率，就可以在世界各国的石油交易中获得利益，令全球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金融资本的极大扩张，导致积累的资本不能真正在实体产业中得到运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与美元霸权的体系下，金融资本家无需通过实体产业就能获利。然而，金融资本的泡沫化与实体经济的虚拟化越来越明显，这在给产业工人带来困境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失业破产加重，工厂生产停滞，收支平衡恶化等。如果经济增长失效和投资回报不佳时，只能转向贸易保护和军事威胁，以求改变受到外部力量冲击的世界市场，努力打造一个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市场环境。这种连锁反应，与其说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倒不如说是其帝国主义野心的暴露。

　　其次，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将长期存在。美国将自身定位于超级大国的角色，并享受着称霸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国家利益，它并不会轻易放弃霸权，甚至还从多方面努力维持霸权。

　　从经济霸权而言，争夺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是美国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主要通过攫取全球关键能源的主导权、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全球贸易的货币结算权来实现。而为了获得这些权力，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得到运用，包括发动战争、武力威胁、经济制裁、缔结协议以及价值观输出等。例如，鉴于石油在现代经济中的命脉作用，美国通过控制中东进而主导世界石油市场，旨在获得主要石油产地的开发权，控制石油定价权等，从而在石油的生产与销售各环节进行全面垄断。可以说，以美元霸权主导石油交易是支撑美国霸权的力量来源，并且美国一直从中获益至今。然而，美元在近年来遭遇到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与组织开始在国际贸易中以其他货币代替美元结算，如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之间的石油交易，都相继以本国货币结算。面对这些新情况，美国干脆直接对国际贸易规则进行政治干预，通过采取单边制裁的办法，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美元霸权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鉴于贸易在一国经济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自成为经济强国后就一直主张贸易自由化。

　　这一“自由”的理念和诉求看似合理，但却必须以经济地位对等为前提，因为在贸易的中介下，外部经济会对内部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当国家在经济上弱小时，普遍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本国的产业和经济;而当其经济强大到足以能在世界贸易中获利时，就会主张贸易自由。以此看来，美国主张的贸易“自由”，绝非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互惠互利，而是美国获利的自由，是强者从经济上对弱者进行利益掠夺和经济渗透的自由。美国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迫使他国降低关税，大量倾销美国产品，而美国产品则凭借技术与政策等优势排挤他国产品，压垮他国的民族产业，以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的霸权。

　　然而，当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经济造成有力竞争时，美国遂放弃自由贸易的一贯口号，转而走向加征进口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力图将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以保护本国的企业和就业。这一战略调整，无疑体现了美国的贸易野心与国家力量下降之间的矛盾。

　　从政治霸权而言，美国在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国家利益和发展道路，由于在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崛起过程中表现优异，美国对自身从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都产生巨大优越感。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笃信美国体制的独特品质和美国生活的优越，这种信念的强度和普遍性仍然非常突出。”依据这种优越感，美国将自身的政治制度及其附着其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奉为圭臬，并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向全世界进行反复叙事，建立以美国民主政治体制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和世界体系。依据戴维·伊斯顿的依附理论，美国始终在追求以自身政治霸权为中心，保持世界对于自身的从属和依附状态。在推行政治霸权的过程中，美国还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堵和渗透，企图在全球消灭社会主义。在冷战后世界性的经济发展大潮中，美国一直主导世界经济体系和贸易规则，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控制和演变，使之服从于美国的世界霸权战略。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霸权普遍保持警惕防范甚至是反抗，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将政治对抗与思想较量相结合。利用由利益分化导致的思想多元化，在社会主义国家扶植和培养代言人;展示优越富足的物质生活和自诩高尚的价值观念，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意志;争夺社会精英，培养具有分化作用的利益集团;夸大宣传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图谋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颠覆;等等。一旦这些渗透伎俩不奏效，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就会走向前台。

　　在意识形态霸权上，美国还大力进行意识形态扩张，企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为此，美国始终基于其强大的文化产业，努力开辟和扩展意识形态的渗透路径，在全球不遗余力地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由于思想渗透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因此，在颠覆他国政治制度的图谋中，最为阴险和有效的方式就在于意识形态灌输。在“贸易自由”的借口下，迫使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放文化市场，以方便美国的影视、书籍、音乐、软件等文化产品的大量涌入，占据他国的文化市场。在这种影响下，大批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断涌现，并悄然影响国家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使国际社会逐渐遵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规则、机制和意识形态。面对美国的攻势，曾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高举民主和平大旗，揭露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坚决斗争，成为美国霸权在全球扩张的巨大障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取得重大胜利，这令西方世界集体欢呼雀跃，这种极度乐观通过弗朗西斯·福山之口得以表达，“自由主义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历史将终结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状态下。最为欢欣鼓舞的当然非美国莫属，因为其霸权地位由此获得最终确认，并且“共产主义的垮台使得扩大民主的潜力大于以往任何时期。”由于具有摧毁“敌对意识形态”的成功案例，美国热衷于向世界尤其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价值观输出。在美国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非但屹立不倒，还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国际秩序中多极化力量的出现，其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

　　处于“后霸权时代”进程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该坚持明确的战略定位和灵活的应对策略，清醒认识美国霸权的新策略和中美权力转移过程，着力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尽管霸权消亡的过程充满复杂性与曲折性，但对中国和平崛起而言不失为重大机遇。重建“后霸权时代”的国际新秩序，是中国不可推卸的大国担当。（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