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展望新10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较量仍将是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当前全球化虽然面临“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但以经济为基础与核心的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其难以被根本逆转，经济全球化仍将不断优化、继续前进。

　　在21世纪新的十年开启之际，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何去何从备受世人瞩目，有必要回顾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的历程及其利弊得失，以总结经验、加以完善，趋利避害、继往开来。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利大于弊

　　过去的二十年，正是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先是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得以覆盖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并一路高歌猛进，直至2008年全球化的“心脏”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急转直下、国际投资严重下滑。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危机后G20（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横空出世”，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齐聚一堂、共商危机应对之道，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意识空前浓厚，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仍然向前涌动。然而，到了2016年，随着英国通过“脱欧”公投与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引擎即一体化的欧盟与自信开放的美国相继遭遇重大变故，使得全球化开始明显减速，“逆全球化”逆流涌动，国际经济“碎片化”与“孤岛化”的阴影明显增大。

　　回顾过去的20年，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正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中国在2001年年底“入世”，通过主动参与、充分利用、逐步引领经济全球化，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有力地促进了自身的崛起，经济总量不断跃升新台阶，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位前进到第二位，并且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跃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贡献国。可以说，过去二十年，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与人类福祉不断增加功莫大焉，对中国经济起飞功莫大焉。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更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其大方向是正确的。各国应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毋庸讳言，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所谓的“反全球化”呼声便反映了其不足，需要适应并引导好经济全球化，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消解其负面影响，使之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早已强调指出，正确的选择应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包括“四个要”：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逆全球化”难挡主流

　　当前“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在一些发达国家泛滥成灾，一味鼓吹“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更是对外大搞保护主义，使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所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当代国际秩序与多边机制，和1989年冷战结束后快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都面临“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这堪称二战后和冷战后少有的大变局。

　　2016年以来，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通过“脱欧”公投，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泛滥，“逆全球化”由暗到明、逆流汹涌。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及随后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大国便对全球化打起了退堂鼓，包括将自身危机简单归结为经济全球化、甚至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与挑战，从全球化的发动机、“油门”变成拦路虎、“刹车”。

　　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逆流汹涌，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

　　一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反”字当头的民粹主义得势坐大，其影响从内政蔓延到外交，对外极力鼓吹本国优先、主权至上、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包括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开放、反多元化、反多边主义、反全球治理等，美国成为“重灾区”、扮演“大反派”。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开始从发达国家向部分新兴国家扩散，致使多边机制承压、全球治理堪忧；

　　二是世界经济增长面临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美国当局推崇“零和游戏”，重点针对中国发动所谓“贸易战”“科技战”，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如5G及其企业如华为公司等大肆“围剿”，顽固逆市场经济与国际分工潮流而动，企图人为制造中美市场与产业“脱钩”，以维持其科技独霸地位，致使国际供应链备受干扰；

　　三是国际政治上的美国单边主义肆虐，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毁约”，包括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致力全球战略稳定的《中导条约》、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伊核协定》等，还故意从中作梗、令世界贸易组织“停摆”。

　　然而，尽管当前“逆全球化”来势汹汹、气焰嚣张，但却是色厉内荏、前景不妙，因为以经济为基础与核心的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其难以被根本逆转，理由有四：

　　一是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其难以被完全割裂；

　　二是科技发展本身不仅具有跨越国界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也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强大物质支撑，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与国际乃至洲际快速交通；

　　三是各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气候变暖尤为紧迫，没有任何一国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唯有通过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人类前途命运越来越取决于公平合理的全球化；

　　四是中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欧盟、日本在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维护和改革全球化，维护与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仍远大于反对的力量。

　　简言之，当前全球化虽然面临“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但二者是进步与退步、主流与逆流、之间的较量，尽管前者会遭遇挫折，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逆流长不了、大势不可违，经济全球化仍将不断优化、继续前进。

　　中国引领全球化4.0

　　2019年年初召开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其主题即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世界经济论坛提出“四大变革”正在赋予全球化新的定义，这些变革包括：全球经济领导格局由奉行多边主义进一步发展为“诸边主义”、全球势力划分由单极主导向多极平衡发展、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下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兴起。

　　同年4月26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更新策略，迈向更高级别的全球化，可称为全球化4.0。”并提出“全球化4.0”三大原则：第一，更加可持续。第二，更具包容性。第三，依靠多方协作。施瓦布认为中国将在推动“全球化4.0”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塑造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树立典范，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包容化的发展。

　　展望未来10年经济全球化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中国亦将迎难而上、任重道远。未来10年是未来30年（2020-2049）和中国加快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头十年，也是中共十九大提出“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2020-2035）的前期，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朝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前进。对此，十九大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中，便明确包括“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首先，中国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包括六个核心要素：一是科学性，即全面、准确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在将其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利大于弊。二是进步性，既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大势所趋，应顺势而为，坚持对外开放和多边主义；又针对其局限性，主张增强其包容性、普惠性和公平公正。三是引领性，强调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郑重承诺中国还将扮演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四是侧重性，站稳立场，立足于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团结金砖国家与新兴大国，构筑共同维护和完善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统一战线”，同时高度重视亚太经济合作。五是创新性，注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创新”、“理念创新”，包括“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等。六是担当性，直面并抵制“反全球化”的倒行逆施，致力于坚持并优化全球经济治理。

　　其次，以“开放中国”助推世界开放。一是“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二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基础上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第三，联合绝大多数国家共同抵制、孤立“逆全球化”势力，共同维护与改革G20、WTO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坚持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反对单边主义与“退群毁约”，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制度话语权。

　　展望新10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较量仍将是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向任重道远的未来三十年，中国将坚持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得道多助，统筹国家与全球“两个治理”，从“第一个百年”目标稳健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执行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