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人文交流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道构成中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

　　一、人文交流的基本内涵

　　人文交流是中国外交的独创性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念创新。“人文”一词最早源于《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先贤们将人文置于与天文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其作用在于“化成天下”。

　　人文交流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广义上讲，人文交流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涉及一切以人为载体的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从狭义上讲，人文交流主要指的是文艺、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及体育等领域的沟通和互动行为。

　　中国倡导的人文交流以增进国家及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以相互性、平等性、包容性为原则，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为目标，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现有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软实力等概念均难以界定人文交流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未能从本质上抓住当代中国外交对传统国际关系的超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具有的创新性以及中国人民对国际关系的独特认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人文交流的意义与原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

　　人文交流是促进政治互信的基础。政治互信指一国政府或民众对另一国的政治体制、发展道路、政策取向、价值观念等有基本的理解或明显的认同，是国家之间构筑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政治互信建立在持续相互了解、增信释疑的过程中。人文交流的特点就在于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沟通来收获感化人心的力量，达到“感而遂通”的效果。

　　人文交流是深化经贸合作的保障。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更为迅速，这不仅要求人们熟悉对象国的贸易、投资、环保、人员流动等法律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对象国的发展需求、消费模式、文化理念等。只有通过广泛的人文交流，才能更好地抓住经贸合作的机会。

　　在政治安全、经贸合作两轮驱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好人文交流的国际关系稳定器、务实合作推进器、人民友谊催化器之独特的支柱作用，形成三足鼎立的支撑结构，将会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更加牢固，从而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更加行稳致远。大体而言，人文交流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平等尊重。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扎根生长的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文明虽有差异，但不应“唯我独尊”，而应平等共存。承认文明的平等性而予以尊重，这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

　　二是包容互鉴。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美的结晶，彰显着创造之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蕴含着和谐共生的文明交往特质，中华文化的“和”包含和平、包容、开明、开放等多重内容，它要求既肯定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的事物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

　　三是创新发展。人文交流既要继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新时代的人文交流既要挖掘本国珍贵的历史资源，又要吸收他国不同的文明；既要对自身传统文化加以维护和继承，又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要避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遗失，又要运用现代的高科技创新手段来激发活力，实现传统文化“走出去”之传播方式的创新，增添文明发展的动力。

　　三、新形势下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为建设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提供了中国方案。但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少数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认为其文化、文明优于其他民族，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而不是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总体来看，当前中外人文交流主要面临以下几大挑战。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

　　二战以后，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借口，发起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尽管中美关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共同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而缓和，但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分化、西化中国的企图一直存在。这种企图在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而加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锐实力”论便是其中之一。

　　（二）新一轮“文明冲突论”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曾预言，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根源不再是经济因素，文明的冲突将会支配全球政治。这种“文明冲突论”在冷战后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张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不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是意识形态，试图将世界纳入其文明体系之中。“文明冲突论”的特点是把文明差异的影响扩大化，认为文明差异是引发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

　　（三）反全球化思潮严重泛滥

　　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失衡、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全球性问题蔓延等消极后果，由此引发反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思潮包含严重的排外、封闭、不宽容、盲目自大等情绪，往往受到短视政治人物的操弄，这导致民粹主义思潮急剧上升。近年来，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并接连推出一系列鼓吹“美国优先”的政策、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等政治事件的背后都有民粹主义的影子。

　　（四）对象国现实需求不同

　　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增长，各种社会问题就可能集中爆发。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希望更多借鉴中国在经济建设和治国理政方面的宝贵经验，并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红利。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导致相关国家对人文交流的投入和热情。一些国家虽积极性高涨，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制约，对开展人文交流的需求并不迫切。

　　四、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的思考

　　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如何扎实推进并着力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中国应充分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内外两方面做起，排除干扰，化解偏见，增进互信，推动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治国理政的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性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切实把自身的事情办好，那些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疑虑和偏见就会不攻自破。

　　第二，要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突出的优势，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丰厚资源。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激烈且多元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应当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要务，以交流为手段，勇于剔除传统文化中陈腐落后的内容，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要进一步构建对外人文交流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外国历史、宗教、政治等问题的研究，着力打造国际化的话语体系，努力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统一。要大力加强文化教育、新闻传媒、法律公关等领域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建设，提高中国对外人文交流传播者的综合素质。

　　第四，要进一步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华文明包含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素材，但我们尚未形成一整套具有非凡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品。文化产品要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国际社会的最新成果，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同时要根据对象国的实际需求来量身定做，真正做到目标明确，扣人心弦。

　　第五，要进一步探索官民并举的人文交流模式。人文交流的核心在于从根本上促进民心相通，这就需要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来加强沟通和交流，需要广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公民个人要提高素质修养，自觉维护国家形象，积极推动区域或城市间人文交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