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拉美一些国家如智利、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相继出现了动荡局面。拉美地区一时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许多学者甚至发出“拉丁美洲是否又将成为燃烧的大陆”的疑问，并对动荡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新自由主义引发拉美动荡局势

　　巴西ESPM大学阿雷格里港校区国际关系学教授法比亚诺·米尔尼楚克（Fabiano Mielniczuk）表示，从历史角度来看，拉美国家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繁荣发展，其原因众所周知。由于拉美最贫困人群对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负面影响感到不满，所以一些拉美国家的左翼力量在世纪之交开始上台执政。这些左翼政府上台后，受益于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带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过再分配政策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并获得民众支持。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试图重振其在南半球的影响力，拉美的左翼政治力量也因此逐渐衰落。不过，当前出现不稳定局面的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国家是非常多样化的，彼此间没有太多共同点，但它们近期都倾向于靠拢美国。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柳德米拉·奥库涅娃（Lyudmila Okuneva）认为，拉丁美洲的抗议浪潮是当今全球工人阶级、下层民众、青年、穷人和被边缘化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发展不满的表现。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问题的加剧，包括失业严重、生活成本上升、医疗和教育资源匮乏、生活水平逐步下降等。当前这些拉美国家民众抗议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变成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这些国家，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善和一些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给那些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人带来多少安慰，他们无法在自己的“废墟”中忍受上层社会日益增长的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项社会成本的小幅度增加，如厄瓜多尔小幅提升燃油税、智利提高地铁车票价格，都能引发一场强烈的社会抗议。但是，这种行为在过去只会引起暂时性的不满。这就是拉丁美洲社会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强烈负面反应。

　　俄罗斯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安纳托里·波洛夫科夫（Anatoly Borovkov）表示，玻利维亚在过去14年里，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出现了巨大的积极转变。近年来，玻利维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在拉美国家名列前茅。玻利维亚政府向农村生产者提供了大量资助，并且为学生、孕妇、养育两岁以下儿童的妇女，以及60岁以上没有领取正式养恤金的人提供社会津贴。在莫拉莱斯14年的执政期间，玻利维亚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38%下降到15%，贫困人口比例从60%下降到34%。尽管如此，在拉美及加勒比国家中，玻利维亚仍是仅次于海地的最贫穷国家。通过对这些指数的解读，波洛夫科夫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玻利维亚动荡背后的主要动力是城市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未能从这些积极的转变中以任何明显的方式获益。此外，不满情绪也在商业界酝酿，特别是与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人，他们对莫拉莱斯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并放弃新自由主义路线感到失望。

　　在俄罗斯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哈尔拉明科（Alexander Kharlamenko）和安德烈·佩雅塔科夫（Andrei Pyatakov）看来，玻利维亚是拉美社会经济指标最好的“左转弯”国家之一。近年来，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不过，历史上这个国家是分权的，关于土地的争论分裂了西部的印第安人和东部的白人。所以说，玻利维亚的抗议活动是华盛顿支持的右翼势力对该地区左翼和中左翼政府发动攻击的一部分。但是，在厄瓜多尔和智利，抗议则是由国际金融机构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所引起的。

　　波洛夫科夫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上成功、政治上稳定的国家，智利至今仍背负着1973年的政变重担。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强加的宪法限制了大部分政治力量的能力。全球铜价波动等对智利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显然是促使智利现任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的右翼政府接受国际金融机构要求的重要因素。其结果不仅因提高公共交通票价而引发了抗议，还使此前的教育和医疗私有化政策再次被热议，增加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缓解社会矛盾成为重中之重

　　俄罗斯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执行主任德米特里·拉祖莫夫斯基（Dmitry Razumovsky）对当前拉美危机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表示，尽管当前拉丁美洲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它们仍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原因，就是对先前社会契约的废除。21世纪最初的“黄金十年”期间，为了换取公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一些拉美国家的政府对违反民主规范（如玻利维亚）、地方腐败（如巴西）或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如智利）熟视无睹。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难以理解，对百分之几选票真实性的怀疑，怎么可能比他在玻利维亚取得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更有意义。智利总统皮涅拉也没能预见到，作为拉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智利会有数百万人因地铁价格的小幅上涨而走上街头抗议。

　　奥库涅娃认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一个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允许中间偏左的拉美政府积累大量的财政资源并将其用于社会改革，这是其取得进步的一个主要条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外部环境在此后难以继续存在。即使在重新掌权后，拉美的中间偏左势力仍将面临导致其前任右翼保守派下台的同样问题。左翼政治家们必须找到办法，迅速改善中下阶层面临的巨大社会困境，并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胀问题。今天的拉美国家政府，只有在证明它们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掌权。否则，矛盾的持续积累会使拉丁美洲国家成为政治动荡上演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