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中央全会历史上第一次专题集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贯穿于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推动和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就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以此战略谋划为依据，党的十四大提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此后，党的历届党代会对这一重大历史任务都有明确要求。党的十九大在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安排中，每一步的历史任务都明确了制度建设的重大课题和指标要求。在党的中央全会历史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专题集中了这一重大实践课题，并作出《决定》。《决定》本身是对十九大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的重大落实举措，也是随着邓小平关于“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历史节点即将到来，对此重大历史任务作出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宣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要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没有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和中华文化根基，不断探索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深得人民拥护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集中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制度，集中了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制度创新成果。这十三个方面的重要制度构成了“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主体，是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落实我国现代化战略安排、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决全面深化改革核心体制问题、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冲击，都要求我们必须把这十三个方面的制度毫不动摇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二、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迈出了新的重大步伐

　　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突出整体部署、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体现的是整体优势。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本次全会明确提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并强调要坚持完善这些重要制度体系。这表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历史任务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新时代对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因此，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还必须推进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迈出新的更大步伐。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点就是，对推进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原则要求，作出了总体部署。首先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了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的科学制度体系，《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这个基础上，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其次，第一次系统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容图谱，根据《决定》，这些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再次，《决定》按照我们党成立一百年、二〇三五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三个历史节点，明确了我国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即对应三个历史节点，彼时我国制度体系建设分别“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还必须善于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在哪里、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国家治理效能是集中的体现。国家治理效能体现的是国家制度的实践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系列制度的优越性，主要是通过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集中表现出来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好不好，关键要看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决定》首次用“两个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伟大成就不是照抄照搬西方制度模式而取得的，而是“中国制度”催生出来的“中国之治”。《决定》也首次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着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着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着优势等。这十三个显着优势深刻揭示了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制度原因和制度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长期保持并不断增强这些优势，是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任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进入“关键爬坡”阶段，我们必须持续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显着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决定》系统部署了200多项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和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明确了任务清单和工作要求。《决定》也提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严格遵循时间表，对照阶段目标和任务清单，抓住关键少数，全面贯彻落实各项重点任务。只要我们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使《决定》提出的重大任务要求落到实处，我们的制度体系构建必然会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制度优势必然会进一步彰显，我们的制度优势必然会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