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1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在改变全球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语境。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的产物，总是钟情于成功的故事。21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应当在中国，“中国”理所当然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样本。绕开中国样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能游走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带。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超越现代性的西方话语，在解码中国样本的基础上，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版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双向度”特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促进世界进步的过程中开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承载“改变世界”的新的前沿使命。绕开中国样本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缺乏世界向度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

　　关 键 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样本

　　作者简介：陈曙光(1975-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翻转，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洪流将中国推到了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沿位置。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中国，绕开了中国样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能游走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带。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诞生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19世纪马克思主义”如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那么，它的创立主体、体系内涵和空间定位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出欧洲，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苏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形形色色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相继出场，但显然，它们中的任何一支都无法独享“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光荣。21世纪，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率先提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①的科学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②的同时，高高擎起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规范性概念，它不仅仅关乎时代，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而且有其确定所指。这种确定性在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泛指播撒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特指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发端和成长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中国学术的和引领世界的理论主张。可以说，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主体和主干。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实践的主体定位于中国，绝不是要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不是要否定世界马克思主义“一源多流”的现实，更不是要剥夺其他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其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理论符号，是中国学术走向和引领世界的历史性起点，是中国学术彻底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③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东西方思想在长期非均势的较量中迎来新的平衡态的重要拐点。

　　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中国国际方位的新变化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每一个民族国家都绕不开的历史宿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民族国家的历史方位往往是变动不居的，由此导致国家学术方位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晚明直至1840年以前，中国由于奉行了相当长时期的闭关锁国的国策，与世界的交往还是零星的。这期间，中国一直在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我—他”的非对象性关系，尚未构成彼此的“对象性存在”。中国扮演着“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④的角色，中国历史表现为民族历史，或者说还只是世界历史之东方的组成部分。这时期，中国学术自成一统，落后于世界学术发展的新潮流，在历史形成的传统学术轨道上独自发展。中国的思想大家们囿于前现代的学术主题，基本上沉溺于小格局、经院式的文本解读，纠结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习惯于从自身的学术框架中提出问题，沉湎于东方的研究范式。1840年，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的侵略的炮火轰开了大清国的国门，使中国封建性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也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也将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从这时开始，中国才被迫开始了世界性的交往，中国与世界才构成了彼此的“对象”，具有了对象性关系。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才成为世界历史的有机构成。

　　中国将世界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将中国对象化的过程。中国和世界作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角色和方位是发展变化的。根据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根据中国角色和方位的转换，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具体的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49年，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的传统学术一步步迷失自我，沦为西方学术的跑马场；同时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也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文化。这一阶段是中国被动走向世界的过程。鸦片战争将中国强行置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是“我—你”的对象性关系，西方为主，中国为客；西方主导，中国服从，由此激起了新文化的启蒙和民族觉醒。西方按照自己的形象、依靠自己的观念来塑造中国，使中国旧文化成为西方的某一个“他者”；但是，这也促进了中国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形成。

　　在这一阶段，基于西方成功崛起的优势地位，基于西方建立的世界霸权，中国统治集团在思想理论上失去了主心骨，在文化主张上失去了定力，在发展道路上失去了选择的空间，不知道何去何从，只能扮演跟随、模仿的角色。其前期，中国走向世界实质上是“单向度”的西方化，只能依附和从属西方，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和机会。西方列强通过炮舰开路，迫使中国设立租界，开放通商口岸，割让领土，让渡主权，圈定势力范围。西方列强侵入东方文明国家，完全是单方面的行动，但却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西方列强以野蛮的方式开路，展现的却是现代文明的前景。因为大炮一方面破坏了宁静、和平的古老国家，破坏了皇帝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却“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⑤，迫使东方古国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全球化链条上的一环。

　　当封建中国开始解体时，未来中国如何建构，我们没有主张，只能按照西方方案来改造中国。在此情境下，古典中国的图像渐次模糊，现代中国又不知在何处安放。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中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西方化，大致有两种主张：一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在保留“中国魂”的前提下以西学之术塑造外在的中国，使中国看起来像西方。这套主张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宣告失败。没有“道”的变革，“器”是无关紧要的。二是“全盘西化”，即深度西方化，抛弃古典中国的一切方面，全盘照搬西方的发展方案、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以西学为体改造中国，使中国不仅从外在看起来像西方，而且内在的灵魂深处也完全西方化。这套主张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宣告破产。没有一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变革和启蒙，不可能推动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这一时期，由于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依附西方”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名义是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并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面貌，反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使中国积贫积弱的程度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旧式军阀、蒋介石政权、汪伪政权以及伪满复辟，背后都站立着某个西方大国，攀附西方大国以壮大自己的声势，确立自己的所谓合法性。这时期，中国学术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赤字，国外的各种思想、流派、主义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中国成为西方学术主张的试验地，中国学术舞台沦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中国学术在光怪陆离的学术幻象中一步步迷失自我，忘记了本来，丢失了未来。这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功实现中国化，并使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天辟地，建立了新中国，这是晦暗的中国学术舞台上升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亮光。

　　第二阶段，1949-2008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自主融入世界，中国学术逐渐形成自我主张，但中国学术的世界历史向度尚未全方位开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界，是革命思想亮色，但是在整个世界文化中依然处于世界学术舞台的边缘地带。这一阶段是中国自主融入世界的过程。这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思想理论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在发展道路上有强大的定力，在文化选择上有自己的坚守，而不至于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忘记了“我是谁”、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丢失了自己、在吸收外来的途中忘记了本来。

　　前三十年(1949-1978年)是中国局部融入世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奉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中国与西方世界泾渭分明，彼此对立，是相互外在的关系。中国置身于西方体系之外，但并没有置身于世界之外，中国不得不自主融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依附西方的历史，结束了中国人民“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⑥的历史。后三十年(1978-2008年)是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跨越“楚河汉界”，全方位开放格局逐步形成，主动与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对接，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吸收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深度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全面参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空前提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从万亿级经济体量跃升为十万亿量级(美元计)经济体量，中国与西方之间倾斜的实力天平发生变动，呈现有利于我的预期。

　　不管是前三十年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开放，还是后三十年向全世界开放，“自主”始终是中国的第一原则。我们不依附于任何国家和集团，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自己的事情、参与国际事务，能够自主决定融入世界的深度和范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⑦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时候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哪些领域先开放，哪些领域后开放，哪些领域一步到位，哪些领域慢慢开放，哪些方面与世界接轨，哪些方面必须坚守中国特色，我们有主张、有原则、有定力、有节奏，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这时期，中国学术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主张，但尚未建构起唱响世界的中国学派。中国学术在总体上依然行走于世界学术舞台的边缘地带，无法有效参与世界全局性问题的筹划与讨论，无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阶段，2008年特别是2016年以来，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学术开始在世界舞台中央绽放，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2008年以来，中国从跟随经济全球化转向促进经济全球化，从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向开始引领经济全球化，从输入型现代化转向辐射型现代化，中国国际方位发生了历史性翻转，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再是单向度的从属关系，第一次升级为“我们”的关系，这是主体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翻转始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在缺乏足够心理预期、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负责任大国”的前台位置上，扮演起全球经济发动机的角色。受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西方世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美欧的移民政策、边境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全球化运动第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考验着中国智慧。西方某些大国的逆全球化运动将中国推上了全球化旗手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⑧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也认为，“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⑨。

　　经济全球化无法选择、无从抗拒，也无法逆转。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样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经之路。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向全世界公开宣示，“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⑩。从这时开始，中国从跟随经济全球化转向了引领经济全球化，世界秩序重建第一次赋予了中国话语权，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造就国际合作、世界共赢、全球正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是与工业化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标的新型全球化。它的发展方向是消解而不是延续西方少数大国主导的全球化，是要打破而不是固化依附型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终结而不是扞卫西方世界的霸权秩序，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一个更加多样化的世界。新型全球化是全球化运动中一个较高级的阶段，是旨在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不是唯一可能的可行形式”(11)。今天，我们正处于人类变革的高级阶段——“国际化进程发展成了当代的全球化”(12)。这是中国参与推动的全球化。

　　今天，中国国际方位的变迁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有新的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光应当与中国的国际方位、大国责任相一致，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关怀世界，应当为世界的进步，为解决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中国方案，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宏观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