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步伐和科技进步进程的不断推进，一场悄无声息的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席卷了中国大地,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相继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纵观改革开放40年给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带来的诸多变化，不难发现，新闻传播生态与格局的变化与调整主要体现在新闻传播理念、媒介形态与传受方式等方面的变迁。

　　一、传播理念的历史变迁与创新：从新闻宣传到信息传播

　　改革开放之前，宣传一直是我国新闻工作的主要手段与方法，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新闻宣传”。宣传最显着的特点就是观点先行，并且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基本沿袭了苏俄的宣传模式，一直把以灌输为主要方式的宣传工作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在改革开放敲开了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之际，我国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随着国门的逐渐开放，国人便把搜索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传播”作为一种新的宣传理念和方式，因其更加倾向于客观、中允和平等的对话式交流，逐渐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及其从业人员的视野，成为最佳的选择手段和方式。符合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追求和实现新闻传播效果既是新闻媒体实现自身功能定位的最佳选择，也是满足受众知情权诉求的最终归宿。

　　从传播对象看，新闻和信息虽然都是它的重要内容和依托，但新闻和信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传播对象。新闻是以事实为依托的，它真实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全貌，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即便如此，新闻的真实性偶尔也遭到主观或客观的挑战与威胁。

　　新闻从策划、采写到传播，整个流程都非常严谨和规范，在每个关口都设立“把关人”，既把政治关，又把事实关。这一做法已经成为新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是广大新闻工作者恪守的职业准则。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不能说这一传统做法一定发生改变，但是我们却发现这样两种新奇的现象。一是市场经济对物质利益的驱动使得一些新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晚报、都市报开始游走在新闻真实与非真实、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缘地带。二是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登堂入室，自媒体人把“眼球经济”放大到了极致，博取点击率是其重要的考核指标和衡量标准。目前学界有一点基本达成共识，由于自媒体不是新闻媒体，自媒体人毕竟不是取得合法身份的新闻记者，因此它所生产和传播的内容只能称之为信息，不能称之为新闻。

　　二、媒介形态的历史变迁与创新：从传统媒体到应用平台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媒体主要指承担新闻传播任务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进入中国不久，网络以媒介的身份介入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之中。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媒体采取的管理方式是垂直式管理，自上而下，一级管一级，四级办新闻媒体，即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县级以下的单位和公民个人没有资质兴办各类新闻媒体。

　　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异军突起，这一管理模式和方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逐渐受到来自新媒体的挑战。国家和有关部门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大多采取松散式管理。这种松散式管理绝不是放任自流，因为约束总是相对的，一方面给这些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尊重它们的发展个性。

　　新媒体时代，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不断涌现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大众传播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

　　2008年，匡文波教授从传播渠道的技术性角度把新媒体定义为“数字化互动性新媒体”，即数字化的媒体从传播上具有高度的互动

　性，廖祥忠教授也提出新媒体即“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总之，不同学者对“新媒体”的分析和阐述都是基于新技术革命，相对于传统媒体，均把新媒体视为一个不等同于真正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应用平台。

　　三、传受方式的历史变迁与创新：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自主

　　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传播相对比较单一，报纸以文字为主要表达和呈现方式，广播以声音为其传播要素，电视以画面为其主打手段，三种媒介各有所长，各展其能，相安无事，平分着受众和媒介市场，受众各取所需。三种媒介在传播国家大政方针时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被誉为党的宣传喉舌，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宣导价值。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传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网络由原来的纯高科技、非媒体性质的产品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承载、生产和传播的工具和媒介，介入和参与到新闻传播的工作序列之中。

　　多种媒介依次跃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视野，并成为人们青睐甚至疯狂追逐的对象。虽然从传播介质的样式上看，的确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但它们都拥有一个统一的身份——“新媒体”，而且这种新媒体是一个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集群，融文字、声音、画面、图表等为一体，其表现形式还加推了诸如动漫、字幕组、表情包、H5、抖音等新元素，尤其是加强了传受双方的互动。自媒体低门槛的准入规则在给予受众或用户普遍的媒体使用自由权的同时，也提高了网络谣言的传播率。此时，主流媒体就显得弥足珍贵，不可或缺，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既不能“缺席”更不能“退场”。

　　网络一跃成为挑战和冲击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的受众在这里发现了自己潜在的价值，技术赋权让受众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发，受众的潜能也在新媒体上找到了表现和发挥的机会和空间。网络的使用者不称“受众”而改称“用户”，受众是被动的代名词，往往是被控制的一方；而用户则是主动的象征，在自由度的掌控和发挥上表现得较为随意和随性。对于新闻媒体来说，相对于受众的角色，用户的自主选择性和主观能动性均得到了显着增强。不仅如此，互联网思维模式下的用户还具有互动、平等、开放、协作、分享、共赢等新的特质。在用户理念的驱动下，新闻传播的理念和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余论

　　改革开放40年，我们惊喜地发现，市场这双“看不见的大手”始终在调控和牵引着新闻传播的理念和行为，让其朝着历史必然性、发展规律性和价值导向性的方向发展。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新闻传播理念、媒介形态以及传受方式等都在发生着显着变化，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创新，在这些变化和创新过程中，人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无论是媒体的管理者还是媒体的经营者，无论是新闻记者编辑还是传统媒体受众和网络用户，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支撑力量，他们的思想是改革发展的动力源和智慧库。因此，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势下，都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到新闻传播工作的全流域、全流程的层面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辩证的思考。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