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辨析与回归 

　　海外华裔学者陈世骧以西方文学中的抒情诗为参照，认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这个判断从总体上看大体是可以成立的，然而，相较而言，我更认同普实克关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论述。普实克和陈世骧一样都是中国文学的倡导者，但他研究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不仅仅只是以西方文学为立足点和参照系。在普实克看来，中国古代较为正宗的文学，包括诗、词、赋，散文等文人文学作品，它们都具有明显的抒情性和主观性。也正因此，欧洲浪漫主义这种“外来影响”，才能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如此适宜的土壤。普实克的这些见解，较为客观平正，也符合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实际情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陈世骧眼中只有诗歌，普实克还充分意识到中国古典散文的抒情性因素。他认为中国古典散文的抒情性虽没有诗歌那样明显，但中国古典散文不注重情节、故事和叙述，而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注重抒写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倾向于主观情绪情感的表达，因此散文与诗一样，具有浓厚的抒情性。

　　那么，什么是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在笔者看来，它的内涵应有两方面：首先，它是“言情”，即作者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主观感受和情感倾向。其次，这种抒情也是“言志”，即与客观的世界、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与西方的浪漫主义抒情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抒情立场和内容上说，西方抒情文学倾向于个性解放，向往理想世界，强调个人的主体价值和自我感情的宣泄；中国的抒情文学更看重个人的感情表达与社会性的统一，强调“家”与“国”的和谐共荣。就抒情的方式和手法而言，西方抒情文学更多的是采用直抒胸臆、以景喻情的写法。中国的抒情散文也有直抒胸臆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用曲折含蓄、融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这一特点，普克实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将个人、自我的悲欢离合，与家国民族、伦理道德、文化精神融汇贯通在一起，所以中国抒情文学的内涵比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抒情传统要大，也丰富复杂得多。

　　二、中国散文抒情传统的流变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总集，它的情感抒发，往往是通过一声声语重心长的慨叹表现出来，如在《大诰》中，周公就多次连续使用感叹词来表达内心的感情。庄子是中国浪漫主义散文的鼻祖，他的散文既有对远古生活的向往，对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追求，更充满理想主义和抒情色彩，其最大特色，就是善于比喻形容。若说庄子开创了中国抒情散文的先河，司马迁则从另一条路径拓展了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的视域。读他的《报任安书》，你会感到他的文字不但直写胸臆，慷慨激烈，势大力沉，而且浩气回荡，弥漫于文章与天地间。司马迁还常常借助人物塑造、故事情节、战争场景，以及叙述语言来抒情。魏晋散文承续庄子的浪漫主义抒情文脉。相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魏晋无疑是一个思想解放、追求自由和个性，同时散文写作倾向于浪漫和抒情的时代。中国古代散文的抒情审美传统，在陶渊明、柳宗元、苏轼、袁宏道、张岱等杰出散文家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

　　纵观其脉络，先秦抒情散文的审美形态，主要是想象和比喻形容，抒情往往隐藏于寓言故事之中。汉代以“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历史散文”以“实录”历朝历代的历史事件为主，侧重于采用写人记事、叙事描写的表现手法，而《史记》则是“历史散文”的代表性作品。魏晋南北朝的散文，侧重描写田园山水，艺术上以“缘情体物”为其抒情特征。及至到了唐宋的“古典散文”，其抒情方式又发生流变。它主要是将历史、哲学与抒情融汇在一起，形成了文学性、审美性极高的传统散文范式。明代以后，随着人文主文思潮的兴起，散文创作更强调表现个性和倾向内心。

　　三、中国散文的抒情模式 

　　中国散文有自己独具民族特点的抒情模式，归结起来有这样几种：

　　“离—归”模式。中国散文中的“故土情结”或“家国意识”主要是通过“离—归”的情感模式表现出来。在这方面，最着名的作品莫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它是中国散文“乡愁”的源头，是典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精神状态的缩影，也是中国散文和诗歌区别于西方的情感抒发模式。中国现当代散文传承了古代散文的“离—归”情感模式。但在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背景下，鲁迅等笔下的“乡愁”，情感的内涵显然复杂得多，其间有赞美，有温暖的怀念，但更多的是批判与反讽，是人生的苍凉与无奈，甚至是人性与情感的撕裂。

　　“乐—忧”情感模式。乐，是“山水之乐”，亦是“人伦之乐”；忧，是忧国忧民之忧，既是家国情怀的寄托，也包含着人生的感慨，带有悲剧性况味。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该文以抒情的笔调写出了“山水之乐”“禽鸟之乐”和“人伦之乐”，表现出一种“欣于所遇，暂得于己”的积极人生态度和世俗化的色彩。

　　“喜—悲”情感模式。中国的抒情散文，除了为数不多的作品在抒情中带有“发愤”或“郁忿”的情感因素之外，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散文家，他们更喜欢采用的是“喜—悲”的情感模式，这是我们在梳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时必须注意到的一点。“忧”是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家国情怀之忧，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志士仁人的最高道德境界。而“悲”则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从内心发出的对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无奈慨叹，包含着浓厚的生命意识以及由此扩展开去的悲剧色彩。

　　四、中国散文的抒情方式及文体表征 

　　中国散文最常见的抒情表现方式，是“缘情于景”。西方的抒情文学传统在抒情方式上，偏于直抒胸臆，敢于表达个人的主观感情和思想。而中国散文在情感表达方式上，则偏重于情景交融、物我比兴，以期更委婉、曲折、含蓄地传达情思和生命体悟，从而达到“缘情而绮靡”的美学境界。

　　中国散文的另一个抒情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气韵和音乐性，这一点也是西方的散文所欠缺的。无论是庄子想象飞扬的“逍遥游”，司马迁的“无韵之离骚”，还是唐宋八大家的山水游记，甚至是韩愈、朱熹一路的说理文，无一例外都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韵在物外，情在理中，达到了“文”和“笔”的高度统一。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的散文的确无法与中国散文相抗衡。而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音乐性同样是较为稀缺的元素。我们看韩愈、欧阳修、苏轼、袁宏道、张岱等的散文语言，均表现出抑扬顿挫、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美和谐的音乐美。

　　中国散文传统中还有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特点，就是特别讲究“文采”，即追求文字的美感。这一路散文在语言上的精妙之处，不但在于偏重抒情性的散文写得舒卷自如、文情并茂，既富音乐感又蕴含韵外之致，而且在于，即便是偏重议论性的散文或实用型文体，其语言同样富于文采和审美意味。

　　修辞立其诚。重视修辞、文采、表达的婉曲含蓄，这是汉字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散文的一大特色，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重要抒情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散文的书写不是一般的书写，而是凝聚着中国诗性文化的审美情趣，烙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的书写。

　　五、散文抒情传统与中华文化精神 

　　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它不仅仅是以往我们所理解的小悲小喜的抒情，也不同于西方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为内核的抒情主义。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思维结构有别于西方。一方面，中华民族重感悟，重生命体验，讲究和合之美，推崇天人合一，诗化人生。另一方面，中国的哲学和伦理学讲究德性，注重内心的体验，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这些都对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由汉字的特殊构造和诗性品质所决定。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性的象形文字，它蕴含着丰富的诗性资质和抒情基因。也就是说，越是优秀的散文，它的语言越是自然朴素，优雅宁静，而且总是与大自然、土地，与人的存在的本源，与诗与思凝结交融于一炉。

　　再次是文体的自觉。散文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和中国文学的正宗，从一开始就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它一方面十分重视文章的体制，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文辞和情采。

　　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其实是一种文体的表征，它是中华民族情感的寄托和结晶，同时体现着一种文化理想和文化精神。正因为抒情的背后有深厚的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持，所以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不但特色鲜明，而且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无往而不入”，且“浸润深广”，其功能和作用远远超过了叙事传统。

　　今天，随着新时代对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呼唤，文化也需要自我觉醒和自我调整，需要审美和抒情的回归，以此召回中国文学的自信心。在这样的语境下，对中国散文抒情传统的梳理和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赛/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