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事例史，是指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传统历史学，它强调历史的实用作用和历史事例的教育效果。“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这一术语是乔治·H·纳德尔提出来的。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过程。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和历史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我们把史学本身的变化与社会事实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关键词：西方史学 事例史 历史的教育作用

　　作者简介：徐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术界就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出现过所谓史学革命展开了广泛讨论，许多着名学者都参与讨论，产生了一大批非常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虽然学者们在是否发生了史学革命、史学革命首先发生在何处、第一位近代史学家是谁以及史学革命的过程如何等问题上没有一致意见，但是，他们都充分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史学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史学迈向近代的关键点。我们认为，如果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不把革命狭隘地理解为短时期内完成的突发事件，而是理解为经历了漫长时期逐渐发生的一系列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变化，那么，从15、16世纪开始直到17、18世纪在史学领域确实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要概述这持续几个世纪，涉及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方方面面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能从不同的侧面辨析变化的一般倾向。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过程，希望能为理解西方近代以来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的变迁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

　　一、古希腊、罗马：事例史传统的确立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4)因写作《历史》一书，而且最早使用“历史”一词来作为着作的名字，所以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他自称着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能达到的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淹没无闻，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的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前400)写作了《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全书一开头就写道：“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着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更有记载的价值。”

　　莫米利亚诺认为，希罗多德把历史理解为探究过程，是要把全部可知世界和传统作为他的叙述主题，来探究人类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修昔底德则是把历史研究仅仅当作一项“写作”工作，理解为是对事件前因后果，以及事件参与者的心理动机的探索。他注重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历史事件，分析影响事件发生的多种因素，并力图捋清各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主次关系。它研究的是个别事件和人物，不过试图使其具有理解人性的普遍意义。对于修昔底德来说，研究过去是为了理解人性，从而有益现在，嘉惠于未来。历史的有用性正是基于恒常不变的人性，这样，历史就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案例研究。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着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因此，修昔底德开创的这一史学传统重视历史事件与未来的关联，认为历史能够提供榜样，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事物未来发展的方向。

　　然而，历史学的论题似乎不在希腊哲学家的研究计划中。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涉及历史学，亚里士多德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系统的历史学理论。要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才有了系统的关于历史家的任务和作用的思考。“关于历史学的思考不是沿着希腊哲学家设定的路线的发展，而是沿着希腊修辞学家，尤其是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8-前338)铺就的道路发展，伊索克拉底本人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历史是希腊修辞学家所关注的城邦公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公民教育，伊索克拉底的观点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把知识和美德看作是外在于日常经验之外的抽象理念，而伊索克拉底从不忽略日常的实际经验，他不考虑“纯粹理念”，而是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这种主张从实际经验来获取知识，而不仅仅是通过哲学思考来获取知识的观点在后世得到充分阐述，将决定西方史学中重要的历史观念，如事例史和历史的教育目的等。这些观念通过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修辞学家和历史家的经典格言而具有了权威性，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观念。

　　如果说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着作是在阐明人类理解未来以及为未来作准备的理智能力，他们对事例的理解更精致，更具有希腊哲学意味的话，那么，罗马时代的历史家对历史事例则有更为具体的认识。罗马人长期在比喻的意义上用“事例”(exemplum)一词来指人类善恶行为的某种表征，或人的品德的某种表现，也用来指代表某种品德的特定行为、事件或人。罗马人尤其惯于用历史人物来例示和界定罗马人的美德，所以在罗马时代无论是对于历史家还是哲学家，历史都是道德和政治教育的事例宝库，被认为是人生的导师。对罗马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个希腊学问是修辞学和斯多葛哲学，二者都更重视实用目的，而不是提出理论阐述。斯多葛哲学从塞浦路斯的芝诺(Zeno，公元前336-前264)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的五个世纪中，一直在发生变化，从多少有些缜密的哲学变为一套实用的人生哲学。希腊化时代的着名历史家波利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在其《通史》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历史的说教目的。他关于历史的看法正是受到斯多葛哲学影响的结果，因为他是罗马统帅西皮阿圈子的成员，又是斯多葛哲学的支持者。

　　在青年教育或政治演讲中，希腊人，尤其是罗马人非常重视事例的作用。罗马青年是向他们的父辈学习伦理道德，而不是学习哲学家的伦理学，由其父辈给出具体的经验榜样，告诉他那些要避免，那些可效仿。这种教学法是与政治教育的传统密切相关的。对罗马人来说，年长者有义务将行事原则传授给年轻一代。这不是只按照耳听的，即训诫来做，而是要按照能眼见的，即榜样来做。他们被带到元老院去，在那里，他们的父辈向他们讲述元老院运作的实际程序，他们通过“最确实可靠的教育方法，即事例教育”来为从政做准备。罗马的“积极的人”就是这样在实际经验中学习，因为经验总是由“自己的和他人的经验”所构成，所以作为过去他人的经验的历史是服务于同一个教育目的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例证法是“修辞性归纳法”，用例证法和修辞性推论只是为了产生说服力。而罗马思想家如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和昆提良(Quintiltianus，约公元35-100)坚持认为，规则教导是与希腊哲学思维相联系的，事例教导则为获得真理和美德提供了更好的方法，优于各派哲学的教条。昆提良写到：“假如说希腊人长于规则，那么，罗马人则更擅长事例。”他认为，假如演说家的推论不能使事实更明白易懂，那么，事例会引领我们达致真理。斯多葛派道德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经常使用事例，他有一句格言为后世所熟知，即“眼睛比耳朵更可信，依理行事，道路迢遥；依样画葫芦，直截了当。”修辞学家们认为，事例的生动性使其具有说服力，事例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能灌输正确行为的动机，因为就其效用来说，事实总是胜于雄辩。

　　关于历史的教育作用，波里比阿的论述尤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对实际生活有教益的有两种经验，即自己的挫折和他人的不幸经历。从自身的不幸经历中学习，教训最为深刻；从他人的不幸经历中学习，则更少痛苦。因此，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先例来学习，而且可以由经验推论来得到教益，尤其是那些记载详实，包括前人行为的环境、动机以及失败原因的经验。这就是他所谓实用的历史的作用。实用的历史有两个要求，首先它必须真实，“无眼的身体是无用的，不真实的历史犹如无眼的身体，只能是没有教益的奇谈。”第二，除了要真实外，历史要有教益还必须确定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历史家的任务是，无论说什么话，首先要确认自己所言是真，其次要确定导致成功或失败的言行的原因。因为单纯的事实陈述可能有趣，但不会有教益。然而，为了使历史研究富有成效还需要别的因素，那就是关于事件原因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波里比阿要求实用历史不仅记载的事件要真实可靠，而且，历史叙述要有连贯性，要具体分析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波里比阿看来，真实地陈述事件和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对于实用历史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西塞罗不是历史家，不过他关于历史与修辞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历史的价值和作用的论述影响深远。他认为历史与修辞学的关系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历史应该附属于雄辩术，历史为演说家提供古代的真实事例，使他的演讲更具权威，更可信。历史虽然是文学的分支，但历史处理真实之事，而以愉悦人为目的的诗歌则是处理虚构之事。首先在西塞罗为历史下的着名定义中表明了历史的价值：“历史，这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古代社会的信使。”同时，他提出了历史写作的基本原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可有任何谎言，其次是不可有任何不真实，再次是写作时不可偏袒，不可怀怨。”

　　尽管关于历史必须要真实的法则，“历史是生活的导师”的着名格言，以及历史叙事的基本程序都出自西塞罗的修辞学着作《论演说家》，然而，应该说关于历史事例的教育意义的经典表述是出自波利比阿的《通史》。他指出：“我认为一开篇就应该鼓励每一个人虚心地阅读历史，因为过去事件的知识是矫正人类行为最好的方法。我的所有前辈史家不仅把研究历史视为政治生活最可靠的教育和训练，而且，他们把历史看作是最易理解，最全面充分的能干教师，其教导比任何灾难记载更能使人们勇敢地面对无常的命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实际上都以此作为他们工作的首要目的。”

　　波里比阿和西塞罗之后，哈利卡纳苏斯的迪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60-前7)、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1世纪)等修辞学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都无一例外的重申历史的政治和伦理的教育意义。哈利卡纳苏斯的迪奥尼修斯更在他的《修辞学》中造了一个为后世所熟诵的短语：历史是“用事例教导的哲学”(philosophy teaching by example)。罗马最伟大历史家李维(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在其《罗马史》的序言中，竭力主张历史的示范作用。他说“历史研究之所以特别有益有效，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各类经验教训的实例，象铭刻在引人注目的石碑上一样被昭示出来，由此，你和你的国家可以择善而从之，以防止开端或结果都同样糟糕的事情。”李维关于历史的作用的论述，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广泛的影响。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公元46-120)更试图对善行榜样的效力做系统的心理学解释。在谈到自己写作《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缘由时，他指出伦理道德榜样会激发人们行善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有自我激励的作用，正是对榜样的环境的探究开启了我们的心智能力，同时也赋予我们道德目的。普鲁塔克的观点有深远影响，“可以说事例史的观念之所以能持久，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为从16世纪到19世纪最流行的古典读物《希腊罗马名人传记》的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