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大家从各自学科理论思路和概念框架出发,作出了诸多探索和尝试。2000年生态科学家提出了“人类纪”,马克思主义环境学家提出了“资本纪”,后现代女权主义学者则发展出“克苏鲁纪” (Chthulucene) 。人类学家也积极参与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多物种民族志应运而生,成为人类学对这场危机的有力回应。多物种民族志的提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型的并行,有相同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提出崭新的“合作”概念。它以自己鲜明的学科特色再现了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跨界共生的状态,具有网络式铺陈、情景化联结和开放与希望并举三个显着的特征,成为21世纪以来人类学最具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学科前沿。

　　关键词：生态危机; 非人类物种; 跨界共生; 多物种民族志;

　　作者简介： 剑峰,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200433) 。

　　引 言

　　翻阅近年来, 尤其2010年以来的欧美人类学期刊, 可以看到一个明显趋势:动植物的回归、“自然”的回归、多物种的回归、本体论的回归;并且各大名校的出版社都争先恐后地出版有关环境、生物、微生物的民族志。这些现象见证了“多物种民族志”1的显现。这个趋势是基于人类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 特别是我们的居所地球所面临的共同危机而形成的。人类学界并不缺乏对非人类物种的研究, 从早期亨利·摩尔根 (Henry Morgan) 的《美国的河狸和他的工作》 (1868) 2, 到列维—施特劳斯 (Levi-Strauss, 1963) 3笔下的“有益于思考” (good to think) 和马文·哈里斯 (Marvin Harris, 1985) 4的“有益于吃” (good to eat) , 都涉及动物、植物通常是人类消费对象的话题。无论语意符号还是物质意义, 飞禽走兽在人类学家的世界里都和人类创造的文化相关联。而在多物种的民族志中, 动物、植物、细菌、病毒和微生物都成为主角, 和它们的同伴物种 (人类) 占有同样的地位和分量:它们不再是被消费的对象, 而是和人在一起, 共同制造、生产、编织着大家赖以生存的时空和星球。正如唐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所提倡的, 这是一种“有益于共存” (good to live with) 的模式5。这种共存模式意味着人类和周遭的动植物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彼此的生活。在多物种民族志中, 没有所谓的中心控制机制, 或宏大而简单的归因模式, 更没有所谓的命运主宰者, 所有的行动者都在一起生产、工作、消费、维持、生存、灭亡和重生。

　　全球生态危机:人类纪/资本纪

　　20世纪80年代密歇根大学的生态学家尤金·斯托莫 (Eugene Stoermer) 提出了人类纪的概念, 2000年他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 (Paul Crutzen) 6 共同提出使用人类纪来描述一个地球历史的新的纪元。他们认为200年前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这段历史, 从此, 人类的行为开始成为改变地球的主要动力。在人类纪的相关叙事中, 普遍将人类看作导致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的罪魁祸首。人类纪这一生态学概念一经提出, 就迅速蔓延到人文学科领域, 引起广泛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 人类学家也开始寻求运用相关的理论工具来参与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讨论。多物种民族志即是他们尝试如何在人类纪中写作的一种学科实践, 它的出现也是建立在解构主义基础之上的另一股力量表现, 即本体论人类学的回归7。

　　与人类纪并行使用的很多概念中, 一些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环境学家提出了一个颇具学术批判力的概念——资本纪 (capitalocene) 。这一概念形成于2009—2013年间, 并于2016年在Moor主编的《人类纪还是资本纪》8一书中被明确界定为:“资本纪不是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 而是作为将自然组织成为一个多物种、本土化、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概念提醒我们, 目前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态体系中对自然的“廉价化”造成的。所谓廉价化, 不仅指在资本主义体系中, 被加工的自然原料价格低廉, 更强调自然在其伦理—政治体系中所处的低级地位。我们经常看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把自己的歧视对象和自然联系在一起, 将其比喻成蛮荒之地, 有待 (人类) 文明的触摸, 等等。我们即使在幼儿园小朋友的绘本中都可以看到:非洲的代表是“野生动物”, 而美国的代表是“迪士尼乐园”。相对于现代化文明, 自然的廉价一目了然, 不言自明。

　　除了人类纪和资本纪地球史的概念, 着名女权主义哲学家、科学技术学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研究学者哈拉维在其2016年的新作《与麻烦同在》9中, 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克苏鲁纪” (Chthulucene) 。这是她自己联合希腊语词根Khthon和Kainos 创出的新词, 用以描述现在我们所处的地理历史概念。这个时空概念孕育着哈拉维的女权主义哲学思想, 帮助“我们学会在被毁坏的星球上, 有回应能力地与生死存亡这些麻烦同在”。第一个词根Khthon是一种时间观, 是当下的意味, 是新事物的开始和正在发生 (ongoingness) , 它既带有历史遗产的印迹, 又不为其所累, 充满了活在当下的可能。第二个词根Kainos是一种源于大地的存在, 同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being” (存在) 、德勒兹哲学中的“becoming” (生成) 10。这种存在充满了蜘蛛般的触手, 摸索前进, 进行结网活动, 随遇而生。使用“克苏鲁纪”来描述这种存在也是哈拉维一贯的哲学思想的延续:从赛博格 (cyborg) 到跨物种伴侣, 她从不惧怕跨界生存, 并且认为跨界、杂交就是原本的现实。采用“克苏鲁纪”这个词, 不仅是哈拉维的文字游戏, 更是她后现代女权主义的风范所在。她对人类纪和资本纪的批判在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缺乏生机, 没有正在发生的现实, 作为物种的人被赋予太多的中心地位, 似乎人加上工具就可以创造历史。这显然是大写的人 (Man) 的无知与自大的反映。同时人类纪和资本纪对应的社会机制都过于居高临下, 过于迷恋和依靠程式化的官僚体系。那是因为本质上, 人类纪的使用者局限于富有地区的知识分子阶层, 并明显带有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预设, 个体为争夺资源而处于一种敌对的竞争状态。由于这些与生俱来的性别、阶级局限性, 人类纪不能也根本也无法想象共生机制, 比如共生系统 (sympoiesis) 、共生 (symbiosis) 、共生起源 (symbiogenesis) 。因此依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个人主义是无法有效应对当下危机的。资本纪尽管针对资本主义体系, 对经济社会体系和生态体系都有很强的批判力, 但它同样有现代化的原罪, 依旧暗示一种进程、发展和大历史, 最终都表现为一种鸟瞰式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指向的只能是人类自负的一揽子计划、因果决定论和目的论。在哈拉维眼里, 这些都是父权社会的产物, 不是也不应当是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路径。哈拉维希望用“克苏鲁纪”启发我们讨论:在当下瘢痕累累的地球上跨界共存的可能性, 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坐以待毙, 而是探索一种不同以往的从上至下的权威性、上帝般的叙事方式, 期待这种方式带给我们跨界生存、万象共荣的希望。

　　在对人类纪和资本纪的回应中, 有两种论调显得格外活跃:一种仍然保持对科学技术的信仰, 非常乐观地认为目前的危机是暂时的, 不需要恐慌, 随着技术创新, 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第二种是一种“游戏结束了, 一切都完了”的悲观末世论。在环境、人口多重危机, 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的当下, 这种末世论比起科技修复论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哈拉维对这两种论点都不以为然, 她号召我们“一定要思考, 思考是必须的”11。这种末世论消极并拒绝思考的态度无异于当年纳粹战犯犯下的罪行, 因此对于环境危机的讨论和思考迫在眉睫。人类纪的提出以及哈拉维的“克苏鲁纪”的回应, 给我们带来的根本启发是:思考人类作为地球物种之一在大地苍生中的位置。以往各种边界分明的个体主义思想都必须抛弃, 因为它们无法回应人类纪和资本纪中诸多的环境生态问题。那么以人类为学科名称的人类学, 应该如何审视自己学科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 并作出怎样的创新以孕育一种与世界一切生命物种同生共存的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