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视为四种“理想类型”：在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社会为主体，开展生存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社会性明显、专业性不足的“准专业社会工作”；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开展生存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专业性与社会性双重缺失的“经验为本的行政社会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开展发展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专业性明显、社会性不足的“专业化的行政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是以社会为主体，开展发展性福利活动，属于一种专业性与社会性双向发展的“专业社会工作”。不同的社会结构下对社会工作“专业性”和“社会性”的需要有所不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工作”，带来了中国社会工作百年间的跌宕起伏。 

　　关 键 词：社会工作/历史分期/理想类型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构建以现代家庭为中心的困境儿童保护政策及行动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BSH058)的成果。 

　　作者简介：刘振，天津理工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天津 300380；徐永祥，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刘振，社会工作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发展史、社区工作；徐永祥，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　　  

　　民国初年，我国沿海城市的市场经济已经有所起步，各种社会问题相继产生。因而，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方法的社会工作，在欧美国家诞生后不久便传入了中国。时至今日，社会工作已在我国跨越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历史，不仅关乎社会工作的未来走向，更是与我们对社会工作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尝试在勾勒出中国社会工作百年轨迹的基础上，以历史分期的形式对其加以类型化思考，探析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逻辑。 

　　一、科学社会学：以默顿范式为中心的社会工作百年考察 

　　自诞生起“成为科学”就一直是社会工作追求的专业目标。其开山之作《社会诊断》高举实证主义大旗，提出比附医学，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诊断，从而做到科学助人。①自此，开启了社会工作的科学化道路。在后续“证据为本”的实践脉络中，“科学性”一直是社会工作的主导性叙事。因而，本文将社会工作视为一门科学，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审视社会工作的百年变迁。 

　　在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看来，科学是一项等同于文化、军事、经济的社会体制，科学与其他社会体制领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即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②着名的“默顿命题”把17世纪英格兰科学迅速崛起的原因归结为，“以禁欲和理性为基础的清教主义(新教伦理)，使职业兴趣发生了科学领域的转移，以及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③在默顿这里，社会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需要，给予了科学生成和发展的现实空间，但这只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发展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约。社会工作是一门为解决工业化、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科学，④社会工作学科的百年发展正是在需要与结构的张力下得以展开：一方面，社会福利需要的变化决定着社会工作服务内容的改变；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决定着社会工作服务主体的选择。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本文着重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福利需要这两条主线，进而解释中国社会工作百年兴衰的内在逻辑。 

　　二、百年回眸：中国社会工作的四个历史阶段 

　  (一)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生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当时的权力和资源被国家绝对垄断，民间力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其微弱。⑤民国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冲击，西学东渐潮流的裹挟以及国人民族国家意识的不断增强，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日渐式微，原有的一元化结构逐渐呈现出“国社分离”的二元色彩。正是这种整体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为社会工作的生成和发展创造了结构性条件。 

　　北洋政府时期，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萌生，但国家力量相对较弱。政府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引入及其初步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当时已经有所发育的民间慈善组织和社会精英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以及西方教会力量针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救济活动，却可视为中国社会工作最初的雏形。⑥后来，西方传教士依托教会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诸如沪东公社、清河实验区)，不断开展社会工作实践活动，使社会工作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家自主性不断增强，但“社会”并没有因国家自主性的增强而被淹没，恰是在国家的扶持下“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教会学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留学生取代了传教士在教会学校的主导地位，开始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⑦1940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成为全国社会行政事务最高主持机关。此后，政府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干预日渐增强，先后建立了社会工作相关机构，出台了各项社会工作制度措施，创办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刊物，在国家层面给予了社会工作合法性的确认。在政府的推动下，当时的社会工作已经被纳入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宏观框架之中，在教育、研究、实务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⑧纵观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生成与发展，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是一个先由社会力量“引入”，后被国家治理“吸纳”的过程，当时开展社会工作的主体主要由民间机构和教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构成。 

　　就社会福利需要而言，民国时期中国进入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基于血缘和地缘的救助体系已经开始瓦解。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农业生产落后、产品滞销、人民破产、百姓流离失所等等社会问题相继产生；此外，当时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复杂环境之中，战争、灾荒以及其他各种矛盾充斥着整个社会。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引入和发展社会工作予以应对。但总体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当时的百姓连温饱都无法实现，更谈不上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因此，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更多的是开展贫困救济，主要是满足一种低层次的“生存性需要”。或言之，引入之初的社会工作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性福利活动”。 

　　(二)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取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走上了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合而为一，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一种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的“总体性社会”。⑨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权力通过“单位”这个组织中介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种“国家—单位—个人”的单位制。⑩这么一种国家完全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秩序，全盘包揽着全体社会成员“生老病死”的“单位制”，全面覆盖了“社会”，抹杀了专业社会工作存在的可能性。(1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条件下，专业社会工作的生成与发展必须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但在国家全面主导、全盘控制的单位体制下，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因此专业社会工作便没有了生存的载体和存在的机会。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由国家依托公有制组织开展社会福利服务，其社会福利呈现出“家庭保障责任与社会互助精神”有效结合的特点，体现出了“政府包揽一切”的特征。所以，当时的单位、民政部门、社区居委会完全取代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功能，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消失。经历了1952年前后三次学科调整，社会工作专业随着社会学一并“取消”。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了“断裂”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资源极度匮乏，经历过近代以来灾荒与战争的洗礼，新中国更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在当时虽然强调“公平绝对高于效率”，但人们的生活依然是低层次、低水平的。因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仍旧只是需要一种倾向直接物质救济的“生存性福利活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特长难以施展，容易被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