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从帝国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中, 边疆秩序的重塑是一个重要维度。始于晚清的“边疆一体化”改革对边疆社会的权力体系造成了冲击, 导致少数族群精英分化为新、旧两类。“旧式精英”是传统的贵族阶层, “新式精英”则是通过接受新式教育而崛起的非贵族力量。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结构性分析框架, 对这一精英分化与演进的过程进行分析, 并以此框架为工具, 以历史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对典型的少数族群精英人物康巴人格桑泽仁的政治行为、边政主张和身份困境等问题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 本文的学术关旨将落脚于对现代中国边疆秩序形成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 即一体化的理想与多元化的现实间紧张关系的讨论。

　　关键词：边疆; 族群精英; 民国时期; 康巴; 格桑泽仁;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西康省的政权建设、族群关系与刘文辉的边疆策略研究” (14CSH066) 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晚清以降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包含着两条相互关联的线索。一条可称为“革命”议程, 即国体从“君主”向“共和”、政体从“专制”向“民主”、个体身份从“臣民”向“国民”转变, 所涉及的是国家与社会在纵向维度上的重构。另一条则经常被忽略, 可以对应地称为“边政”议程, 它源自中国族群多样性的历史与现实, 核心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对“中心-边疆”关系予以重新厘定, 所涉及的是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横向扩张与整合。

　　那么, 这两条线索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就原则而言, 民国时期的革命具有“一般主义”的特性。在严格的民族国家体制中, “中心”与“边疆”之分不具有实质意义, 领土边界内的全部区域都将在“现代”的意义上建立起同一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因此, 边政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议程, 它可以被革命议程所吸纳。然而, 在实践中, 这一理想状态难以实现, 中国区域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和多族群帝国的历史遗产构成了对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原则的巨大挑战。事实上, 边政议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特殊主义”因素, 始终是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一条潜在线索, 并与革命议程的一般主义原则形成互动。在相当大的意义上, 正是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张力, 构成了理解晚清以降中国边疆秩序转型的核心。

　　本文对民国时期的少数族群精英的研究正是在上述学术关怀下展开的, 因为这一群体恰处于革命与边政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上。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与现代中国边疆秩序的重塑过程具有同构性。具体而言, 本文试图回答如下几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问题:1.在近代中国革命与边疆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 少数族群精英居于何种位置, 承担了哪些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角色 2.作为制度与政策主体的“国家”如何理解和定位少数族群精英的角色 3.少数族群精英如何理解自身及其所属的群体在“现代国家”中的位置?他们采取了哪些政治行动, 从而参与了边疆秩序的重塑 4.少数族群精英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如何反馈到中央层面的制度设计中, 从而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将为民国时期的少数族群精英刻画一幅内嵌于历史情境的画像, 而学术关旨则将落脚于对现代中国边疆秩序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论探讨。

　　一、学术脉络：族群精英的结构性角色

　　(一) 族群精英在社会结构上的特殊意义

　　关于“精英”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学观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重要视角。在一般意义上, 社会学的精英研究考察的是社会结构在纵向上的分化与整合, 这可以概括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或“上层精英”与“下层精英”间的关系) ;二是精英的产生途径与流动机会。与之相对, 在一个多族群的政治体中, “族群”所反映的通常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区隔, 即各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族裔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些族裔共同体与政治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 对“族群精英”的讨论就必然包含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的分化与整合。纵向维度涉及的是各族群的精英分子与本族群大众的关系, 以及各族群内部的社会流动与精英产生的途径;横向维度涉及的是少数族群精英与中央政府或主体族群精英的关系, 以及少数族群精英成为“国家精英”的可能性。

　　(二) 帝国体制中的族群精英

　　在对传统的多族群帝国的考察中, 前述两个方向的关系构成了理解政治联结与社会整合的重要视角。安东尼·史密斯将前民族时代的族裔共同体区分为“水平的”和“垂直的”两类。所谓水平的共同体是贵族式的, 其共同体意识局限在上层阶级内部, 是以统治家族的血统神话与历史记忆为核心的, 因此能够通过联姻、战争等方式而与邻近族群的上层阶级联合乃至融合, 从而在地理意义上延伸。但同时, 这种共同体缺乏社会性的深度, 中下层大众只是被纳入了统治家族的神话与习俗体系中, 而并不具有上层阶级的共同体意识。与此相对, 垂直的共同体则是大众化的, 其共同体意识建立在独特的历史文化之上, 因此能够跨越阶层边界, 将族群精英与大众联结在一起。这种共同体具有较强的排他性, 因此很难在水平方向上扩展 (史密斯, 2018:65-68) 。

　　在上述模型中, 位于“水平共同体”与“垂直共同体”之交叉点上的, 正是族群精英这个结构性角色:在水平方向上, 不同族群的精英阶层通过结盟、联姻、宗教等关系联合起来, 共同构成一个覆盖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在垂直方向上, 在各族群内部, 精英阶层又通过各自的方式统治着本族群民众。我们可以将这一模型用于理解清代的边疆行政制度:边疆社会内部的关系是以传统权威和族群文化为纽带的垂直联结, 而清皇室与各边疆政权之间的联姻、联盟、宗教供施关系等则是“礼制”意义上的水平联结。正是通过垂直和水平两种纽带的结合, 清王朝“多元化天下”的格局得以形成。在这种结构中, 各边疆政权的族群精英处于重要的节点上, 而清廷中央与各边疆地区的平民阶层之间并不存在税收、司法、教育和行政管辖等实质性的联系。同时, 在各边疆社会内部, 阶层的固化程度都较高, 社会整体上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 二者间缺少大规模流动的机会。

　　(三) 民族国家兴起与族群精英的角色

　　在通常意义上, 人类社会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时代转型的过程, 也是民族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过程。在关于这个过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 族群精英的角色一直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并被认为是导致中世纪的多族群帝国和后来的殖民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推动者。史密斯 (2018:114-122) 指出, 在那些处于帝国统治下的少数族裔共同体中, 知识精英在追溯或塑造本族群的悠久历史、整理和宣扬本族群的史诗、歌颂本族群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正是这些工作, 使得该族群的每个成员都感到他们属于同一个历史和命运的共同体, 从而为从帝国统治下分离出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2005:52-58) 则以“被束缚的朝圣之旅”的经典比喻, 解释了族群精英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动机。他指出, 对殖民帝国的各个殖民行政单元中的受教育阶层来说, 由于通向殖民母国的“朝圣”道路被阻断, 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出生于殖民地这个事实所具有的“宿命”性意义, 从而逐渐将自己所在的殖民行政单元想象为祖国, 并成为反殖民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由此可见, 在关于世界史意义上的多族群帝国瓦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研究中, 少数族群精英群体的情感、动机、态度和行为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与此过程相伴随的, 则是传统的多族群帝国为抵制解体趋势, 试图以民族国家的体制改造整个帝国的努力——打破帝国体制中原有的横向、纵向区隔, 使不分族群、宗教、阶层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转变为由帝国脱胎而来的新“国家”的公民。这后一种努力被安德森 (2005:83) 称为“官方民族主义”, 如果能够取得成功, 帝国的版图就可能得到维持, 但那将会以一种新的政体形态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 晚清开启的“边疆一体化”改革1可被视为清皇室主动地改变帝国的联结纽带, 放弃与边疆政权间更具特殊性乃至人际性的水平联结, 转而以官方民族主义的方式追求建立内部同一化的新体制的努力。这项由国家主导的行动对边疆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 传统族群精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遭到损害, 他们或明或暗地对“新政”予以抵制, 并或多或少地产生了离心倾向, 这正是贯穿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边疆危机”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 边疆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松动, 在“新体制”的冲击下, 边疆社会内部的贵族与平民间森严的阶层壁垒被打破, 边疆社会的精英构成及其产生途径都出现了新的可能。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后一方面的变化。

　　下文将首先提出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框架, 对晚清以降的少数族群精英群体的分化和演变过程予以讨论, 从而将“族群精英”置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宏观脉络中来考察。其次, 将以此分析框架为工具, 以历史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 对民国时期的蒙藏委员会委员、康巴精英格桑泽仁的成长经历、政治行为和边政主张等问题进行细致考察, 希望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观念与行为中内在矛盾的分析, 推进对现代中国边疆秩序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解与思考。

　　二、分析框架：民国时期少数族群精英的分化与重构

　　(一) 少数族群精英的分化

　　本文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少数族群精英区分为新、旧两类, 区分的标准是他们获致精英地位的途径。所谓“旧式精英”是指边疆社会的传统权势阶层, 基本上由各族群的世袭贵族和宗教领袖构成。他们正是前述模型中那些处于水平联结与垂直联结之交叉点上的结构性角色。在这种特殊主义的体制下, 边疆社会的阶层结构基本上是固化的, 大体上区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 其各自的身份都是世袭的, 既不存在族群内部的纵向流动, 也不存在跨越族群尤其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横向流动。

　　晚清的边疆一体化改革对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冲击就在于为边疆社会的个体, 尤其是平民阶层的个体提供了新的流动机会, 使他们拥有了突破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可能。所谓的“新式族群精英”正是这些来自平民阶层的新兴力量, 他们得以出现的直接契机是现代教育在边疆地区的建立和推广。20世纪初, 随着清王朝在教育、选拔体制上的整体改革, 传统的“教化”目标与新式的“现代化”目标合二为一, 一批新式学堂在蒙、藏等边疆地区建立起来。这些学堂之所以被视为边疆地区现代教育的起点, 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在教育内容中包含了现代科学的成分, 更重要的是, 它们将平民阶层纳入受教育的范围中, 从而为一个“新式族群精英”群体的出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辛亥革命后, 这项变革的成果得以保留和发展。以“蒙藏学校”2为代表的特殊教育机构, 在宏观层面上为来自边疆社会的“新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向多族群国家政治中心流动的机会。它将国家中枢与边疆社会的联结纽带深入到了拥有政治抱负的平民青年中, 从而在边疆社会的传统贵族之外培育了一个逐渐壮大的新式精英群体。这些蒙藏学校 (或其他内地高等教育机构) 的学生毕业后多进入各级政府或军队中供职, 一些杰出人才甚至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机关 (如蒙藏委员会) 中谋得职位, 从而跻身“国家精英”之列。

　　(二) 两类族群精英的结构性角色

　　上述对新旧式族群精英的分类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型”, 他们在近代中国边疆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角色具有结构性的差异。

　　1.权威合法性来源:传统与法理

　　根据韦伯 (2004:303) 对权威合法性来源的分类, 旧式族群精英的权威是传统型的, 他们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地位建立在血统、世系等先赋性因素上。与之相对, 新式族群精英的权威则是法理型的, 他们的政治地位建立在学识、能力等后致性因素上。

　　事实上, 新式精英的法理型权威的色彩并不纯粹, 因为他们获得“官职”的基础并非完全基于“一般化”的能力, 而是与其少数族群的身份密切相关。无论是蒙藏学校的特殊通道, 还是蒙藏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 其本质仍是建立在基于族群差异的特殊主义理念之上的。新式精英在国家体制中获得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无法与他们作为“族群代表”的身份相分离。这种身份定位上的矛盾是结构性的, 它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中国边疆秩序中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

　　2.边政理念:特殊化与一体化

　　两类族群精英对理想的边疆治理方式的观念存在重大差异。新式精英多是三民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的追随者, 主张对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造, 认可边疆一体化的边政思路, 支持将边疆地区改造为与内地诸省相同的行政单元。旧式精英则更钟情于传统体制, 既留恋在清代与皇室之间的“特殊主义”纽带, 也不肯放弃在地方社会上的世袭权势, 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将内地的省县体制应用于边疆地区, 反对汉人移民进入边疆, 反对大规模推行新式教育, 反对各项可能威胁传统政教体制的改革。

　　3.活动空间:边疆与中央

　　与上述差异相一致, 两类精英在民国时期的边疆政治中的活动空间迥异。旧式精英不能离开边疆, 因为他们的权威就体现在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人口等资源的实际控制。旧式精英一旦离开边疆进入“国家中枢”, 尽管表面看其在官僚体制中的地位提升了, 但事实上他们则丧失了对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力, 因而也就丧失了作为旧式精英的根本。与之相对, 新式精英面临的则是无法回到边疆的窘境。尽管他们在中央机关获得了较高官职, 成为官方认可的少数族群代表, 甚至在内地城市被视为“政界要人”;但在他们的家乡——各边疆社会, 真正掌握地方权力的依然是控制着“土地与人民”的旧式精英, 或者是掌握军队的地方军阀。当新式精英回到家乡, 试图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获得的政治权威在边疆社会实现时, 就将面临地方传统势力的挑战。在与旧式精英和地方军阀的对抗中, 他们除了来自中央的“虚名”外, 既缺乏必要的人力、财力和军事资源, 也缺乏动员民众的声望与合法性。因此, 这些新式精英的活动舞台主要都集中在南京、重庆或其他内地城市。

　　(三) 国家的逻辑:新与旧之间的摇摆

　　新式精英与旧式精英在权威合法性来源、思想观念和活动空间上的差异都是结构性的。因此, 对致力于构建新秩序的国家来说, 这两类精英就具有不同的功能。从定义上讲, “新式精英”是政府的天然盟军, 因为他们的精英地位是以新政权的确立为前提的, 他们的边政理念也更符合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 帝国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过程恰恰可以体现为新式精英出现、壮大并最终替代旧 式精英的过程。然而, 在实践中, 国家政权与新式精英的联结是通过在地理空间上将他们吸引到国家中枢来实现的, 而在边疆地区, 掌握权 力、拥有威望, 从而对边疆社会的“向心”与“离心”具有决定力量的, 也恰恰是那些旧式精英。因此, 对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来说, 对旧式精英的笼络反倒成为这一时期边疆整合的首选策略, 而笼络的实质就是恢复和维持前清的特殊主义纽带。

　　国家在新与旧之间的摇摆, 体现了一般主义与特殊主义这对相互对立的原则在具体的边政实践中的混合与妥协, 也将新式族群精英置于一种结构性的身份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