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开展，各种问题因旧文化的影响不断产生，列宁对文化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晚年的列宁越来越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如何摆脱社会主义“文化贫困” 的问题上，其思考集中体现在他最后口述的书信和文章（即“政治遗嘱”）中。

　　一、文化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都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攻击，认为俄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前提，断定“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对此，列宁是这样回答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的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列宁认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可以成为文化变革的先导，社会进步不必拘泥于“一切书呆子的理论”的机械规定；另一方面，列宁也承认俄国要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确需要文化水平上的提升。

　　然而，俄国当时面临的却是极端落后的文化状况。广大的农村“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而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小私有者的气氛，自私算计、看重个人利益的风气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

　　知耻而后勇，列宁在为党的十一大起草的政治报告提纲中明确提出：“‘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到了晚年，文化问题在列宁的头脑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至于他甚至用“文化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强烈呼吁和深切忧思。

　　然而，文化的变革是异常复杂的。当时俄国主要存在的文化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工具性的文化问题，包括识字率低、不懂计算、文盲多、缺乏管理知识和本领等；第二类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包括自私算计、小农思想、沙文主义、旧机关作风和官僚主义等。工具性的文化问题的解决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知识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也并不会自动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苏联后来的蜕变以至亡党亡国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文盲的国家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

　　基于对文化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敏锐把握，列宁认为必须在俄国进行一场文化革命，而提高识字水平、减少文盲是开展文化革命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维埃俄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解决识字问题之后，还必须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使人民能够通过读书看报增长见识。在列宁看来，相较于创造“高深的”无产阶级文化，群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应该是当时的工作重点。只有全体人民而不是少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社会主义才能有广泛而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列宁主张把发展群众文化放在文化革命的中心地位。

　　列宁非常重视报纸、书籍、宣传册、通俗讲座等的普及工作。有了可供阅读的材料还不够，还必须合理分配这些书刊，真正惠及人民。列宁还建议发征稿启事，争取写出关于组织劳动的教科书，甚至主张派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相关的图书。

　　在群众文化的普及过程中，教育经费和教师是两个基础性关键因素。没有充足的教育经费投入，没有一大批全心全意投身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提高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计划只能是空中楼阁。列宁不但关心提高教师的物质保障水平，而且把提高教师地位的问题放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扫除文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固然重要，但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才是更深层次和更根本的问题，也是更难解决的问题。列宁说：“文盲固然应当扫除，但仅仅识字还不够，还要有能教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对于合作社问题，列宁认为，要使人人懂得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仅有识字是不够的，更关键的是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最难攻破的堡垒是人的头脑!”意识形态性的问题不可能靠工具性的变革来解决。那么，列宁对解决严重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问题又做了哪些思考和探索呢?

　　三、只有紧紧抓住文化领导权，才能巩固社会主义

　　经过深入思考，列宁提出了一个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问题：作为旧政权的征服者，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是否有反过来被旧文化征服的危险呢?列宁认为，从外在形式上看是共产党员在领导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然而实际上“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

　　当时的俄国同时面临着资产阶级文化和官僚或农奴制文化无处不在的影响和侵蚀，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萌芽还非常稚嫩。无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权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文化上的革命，那么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巩固的。只有紧紧抓住文化领导权，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使社会发展保持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避免“征服者被征服”的悲剧。

　　为了“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列宁把希望寄托在加强群众监督和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上，具体来说就是改组工农检查院，改变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

　　此外，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文化问题。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也就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稳定；没有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列宁把农民问题提高到决定共和国命运的高度。列宁希望通过合作化来加强党对农民的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根基。但是，“没有一场文化革命? 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那么，依靠什么力量在农村进行文化革命呢? 列宁的思路是城市工人支援农村，让工人真正在农村中传播社会主义文化。这一举措不仅能起到教育农民、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作用，而且能加强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从而真正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

　　四、“文化战”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开展文化革命，摆脱文化贫困，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从而掌握文化领导权，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主义新人。

　　然而，新文化是不可能自动产生的。文化的发展对于经济和政治来说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不存在机械的、线性的因果关系。由于文化发展具有继承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加上旧社会中劳动者在文化上处于被压迫地位，新的文化因素极其有限，所以社会主义的“文化战”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首先，无产阶级要克服旧文化的巨大惯性。无产阶级在革命后继承的是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文化体系，包括文艺体系、教育体系等；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处于被压迫地位，缺少发展文化的条件，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他旧文化仍将占据优势地位，无产阶级有被旧文化腐蚀变质的危险。

　　旧文化的巨大惯性还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当中，而恰恰是这些看似微小、习以为常的东西最难破除。如果不加以警惕，旧文化就可能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甚至导致向旧社会的蜕变。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其次，速战速决在文化问题上是行不通的。当时俄国存在一个文化派别，他们全盘否定过去的文化遗产，在实践上排斥一切旧的文化，希望发展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因此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讽刺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

　　“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夺取政权只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项伟大事业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剥削制度之间的变革。而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实现从私有到公有、从有剥削到无剥削的巨大转变，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使旧的剥削阶级不能卷土重来，必然要求在文化斗争中取得胜利。

　　新的文化意味着新的道德、新的价值观、新的文艺和新的教育，意味着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行为习惯，意味着积极代替消极、主动代替被动、自觉代替纪律，意味着所有人开始把实现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如何加强人民监督，消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文化病毒，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赢得人民衷心拥护?面对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文化难题。回顾列宁晚年关于摆脱社会主义“文化贫困” 的思考和探索，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强，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打好摆脱社会主义“文化贫困”的持久战——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文化忧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