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在近代发生，定名于20世纪30年代，自成一体、蔚为大观则到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新时期，推衍至今有百余年的历史。相比其它文体，报告文学与时代关联更为紧密。同时，报告文学又是基于新闻传媒生成的文体。近代而今，新闻传播的载体和方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也直接导引着报告文学文体的转型开新。就报告文学而言，它的原初基于新闻文学的客观真实性，即非虚构性，规定了这一文体的根本属性，而其它的属于某个时段所特有的一些体性，都可能有所变异。全媒体时代不单是媒体技术和传播形态有了史无前例的创新，而且也部分地改变着时代生活和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也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直接改造着报告文学的内涵和书写形态。

　　“全媒体”语境与报告文学

　　“全媒体” 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它更多的是作为媒体传播形态的一种描述。全媒体语境对文学的写作、传播、消费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而显着。由报告文学的文体定名，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它具有先在的新闻基因。

　　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学样式，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媒体方式以及特殊的媒体生态有着直接的链接。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媒体存在着更多的有限性和制约性，报告文学承担着独特而重要的新闻传播功能。及至“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便捷化、多态化、即时性等，显着地改变着报告文学的写作和接受，报告文学原有的写作制式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在非虚构倡导者“希望”开拓的“更为宽阔的写作”之中，所包括的“个人”“微小”“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正是报告文学所缺失的。

　　从写实性文学供给侧这一端看，需要提供更有质量、更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才能切合顺应这种大势。如果从文体内部来看，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如何在报告文学文体审美性建构中，凸显它自身独特的、优长的文本魅力。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的发达使报告文学本来赖以立体的新闻性优势明显减弱。更多的时候，报告文学是在新闻结束之处、热点消隐之时，开始展现它的文体功能。与此相应，其文本的形态与内质等都发生着新变：比如从原先重视“初始的”新闻性到重视新闻背后的故事性、从重视当下叙事到注意开掘历史叙事、从强调宏大叙事到关注“小微叙事”；从重视新闻报告到强化故事叙说，以文学思维统摄报告文学写作，重视叙事本身的表现力；从单一的语言文字叙事到多媒体叙事（摄影、影视、图像等）、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微信公号等。

　　题材转型——现实与历史的多向拓展

　　全媒体时代新闻多形态传播的强势，改变着既有的传播和接受的格局。早先新闻媒体无法报道的一些材料，可以借道报告文学的形式推出，现在这种报告题材的初始性基本不再具有。原先报告文学写作比较多地倚重于题材的重大，现在由于多媒体对其多维度多形态的挖掘，使读者减弱了接受兴趣和期待。这些情况促使报告文学在题材摄取方面出现相应的变化。

　　在题材向现实生活做多向拓展的同时，报告文学作者还致力于从历史的回溯中挖掘材料。历史报告文学或者说史志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已经存在，主要是一些历史反思性的报告文学。

　　进入21世纪，历史非虚构写作数量激增。这些作品对历史的涉面是多向的，有的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有的则是存留在历史皱褶里的微尘，但却是可以洞见社会巨大存在的化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首先是因为历史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魅力。现实是历史的流向，历史是现实的背景。读者的精神心理往往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之中。其次是全媒体更多关注当下发生的五光十色的新闻，而对沉寂的具有某种弱新闻性的历史题材关注度相对较低。正是在这里，丰富的沉入时间地平线以下的人与事等，成为报告文学不竭的写作资源库藏。

　　个人经验的导入——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中书写

　　通常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公共写作模式，这种模式首先导源于它本有的基于社会传播的新闻属性。报告文学从它的发生机理和基本功能看，更注重社会性写作，这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但是过度地拒绝个人性写作，不符合反映对象的自在逻辑。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有机地导入个人经验，通过个人性透见社会性，通过个体生命观照人类精神，在公共性和个人性中形成某种张力，这对于这一文体新的价值生成是很有意义的。

　　全媒体时代的文化生态为报告文学的个人性写作提供了可能。全媒体的传播形成了更为强势的公共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更为强化，但同时又促成了具有相对自由度的私人空间的生成。社会的流动性增大，个人的自主性、主体性进一步提升，个人角色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彰显。个人故事对于普通读者更具吸引力，读者从他者的人生行旅和心路历程中获得直接的参照或感悟。这些自当成为报告文学书写的一部分重要质料。全媒体语境中的非虚构，它以取材的基层性、叙事的在场性和内容的个人性等，有效地补足了既成报告文学写作存在的一些缺失，特别是个人性的进入，激活并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话语空间和叙事内存，打通了报告文学与普通人物、日常人生的关联，建构了一种接活地气、充满真实生活质感的朴素写作形态。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国家叙事、主旋律叙事之外，还应当有基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个体生命叙事。只有这样，才能呈现一个更为完整、博大、多质，因而也更真实的现实和历史的时空。

　　叙事重心的偏转——从新闻性到故事性

　　新闻性无疑是报告文学重要的本体性特征之一，在报告文学更多地作为新闻的替代品时期，新闻性不只是强调它的真实性、现实性，也很注重它的时效性。到了报告文学文体独立自觉时期，新闻性义项中更注重真实性和现实性，强调作品所写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对时效性的要求有所弱化。

　　在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新闻性中的时效诉求渐次退位，以非虚构性表征或部分表征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已体现为文体自身发展的一种逻辑了。报告文学作家在持守新闻的非虚构性，注重作品价值的现实性的前提下，致力于挖掘题材深度的内在的质料，在看似弱化了新闻性的报告对象中，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体验等，寻得能反映写作客体本真又为读者感兴趣的有意义有趣味的故事。这种转向，着眼于使报告文学由新闻回到叙事文学，回到文学。报告文学通过非虚构叙事魅力的创造，达成作品最优化的阅读预设，以获得最大化的接受效果。

　　在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回到叙事文学本身，既是对读者期待的回应，也是对这一文体内在规律的一种尊重。如果从叙事性的视角观照，报告文学与小说都属于叙事文学样式，它们都是通过叙事再现对象世界。虽然两者叙事生成的性质相异，但是叙事对文本建构的功能却是近似的，具有许多相通之处。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我们既要坚持它的非虚构性的底线，又要注意走出与小说文体对立的思维定势，在文本叙事设置等方面作必要而有机的借取。

　　表达方式的更新——从报告到对话

　　报告文学的文体命名，真实地反映了命名者对这一文体实际特征的准确指认和对它发展的想象。从它的发生到发展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报告”有着多重的解释。在报告文学新闻性优先的时期，作品更多关注的是“报告”，强化的是现实中具有时代性、重大性和典型性书写对象真实信息的报道。

　　当报告文学的写作由基于新闻性偏转至更倚重故事性，这种情形就发生显着的变化。报告文学之所以出现了由报告到对话的变化，不只是报告主体较原先有了退隐，还因为报告文学文体的定位、文本的重心设置以及接受者的期待等，都在新的语境有了移挪和改变。从报告文学的历史逻辑看，作为知识分子写作方式的报告文学，只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义项，而不是它的全部。这一文体推衍至今，实际上它已成为更具宽泛意义的非虚构叙事方式。叙事性文学的基本审美特点之一是以具体生动形象的叙述、描写等方式，再现现实生活，作者的主体性隐含在叙事之中。报告文学写作中的主体性退隐，直接的政论性的淡化等，都可以视为它对叙事文学叙事性、形象性的基本审美规范的遵循。另外，与作者主体性表达淡化相反的是，读者的主体性有了明显的强化。全媒体语境中的读者多路径信息的获取，激发其主体性的跃动。读者不是一般意义上习惯于接受报告的“受众”，而更愿意以自己的经验背景参与对作品的认知，建构作品的意义。这样就需要报告文学作者由以往的“报告”式写作，降低姿态，转变成一种贴近书写对象本身的、读者可以参与“对话”的叙事模式。

　　媒介融合——从纸媒到图文声像

　　数字化的全媒体时代，是“读图时代”，图像文化对人的审美产生新的重要影响。21世纪，文学与图像渐行渐近，强大的数字技术创造着逼真又玄幻的图像世界，对受众别有一种魔力，这直接启发了原来只以纸媒为载体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借取新媒体的力量，走纸媒与新媒体融合之路，构建写实类作品图文声像一体的文本形式，从而使这一文体生成新的审美特点。

　　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的转型有着诸多积极的意义。报告文学写作，需要作家具有社会责任担当、敏感地关注现实中的矛盾存在，体现“思想性”写作的价值。21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突出的问题是思想深度不足、批判性弱化。一方面重视了作品的叙事性，在叙事中建构非虚构文体的审美优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叙事的芜杂，过度的长篇化。导致报告文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演化为信息消费的狂欢；技术主义削弱了主体的思想性建构，信息的碎片化伴生出思想的碎片化；社会转型中，物质主义的抬升与人文精神的流失等，已成为影响报告文学思想性生成的重要原因。这是“全媒体”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转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异”。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