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但从2010年第三季度起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次历史性大转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这一保障又是建立在经济稳增长的基础上。没有稳增长就没有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进行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混合经济结构优化不仅要解决宏观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合理比例问题，更要解决微观企业主体内部不同经济成分的合理比例问题。

　　关 键 词：稳增长/高质量发展/混合经济结构优化

　　作者简介：景维民，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转型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王瑶，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经济研究。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90028)。

　　经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生产力落后贫穷的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去由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变为追求经济平衡和充分发展，从而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人民从全力追求“金山银山”变为追求“绿水青山”进而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人民的收入从低收入水平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宏大夙愿。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入手，以历史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稳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阐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认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一定差异的概念。一般来说，从再生产角度看扩大再生产就是总生产能力的增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以扩大再生产为前提，但是二者并非等同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出即物质产品和服务生产总量与前期相比所实现的增长。其中，产出既包括因扩大投资而增加的产出，又包括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获得的增产。考虑到人口的因素，经济增长应理解为按人口平均计算总产出即人均总产出的增长。因此，社会总产出的增加侧重反映一国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而人均总产出的增加则突出体现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关注物质方面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更加关注社会产出的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

　　经济发展所涵盖的内容远比经济增长的内容更加丰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内容，而且还包括经济制度的进步、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自然环境的改善、自然资源供给的增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增进以及社会民主的进步等。经济发展既囊括了经济在量上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在质上的变化，即经济发展不仅仅只关注国民生产总值量的增加，还更加关注经济结构方面和质量方面的优化以及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变革等方面的变化。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创新和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质量的改善和优化的过程。

　　事实上，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者将二者理解为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直观而言，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并不能直接反映和度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质的规定性[1]。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一方面可以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和创造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促进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二者的关系进行类比，不难得出，经济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同时经济发展也必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在总体上是同步的，同时又是相互促进的。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演进及特征

　　从新中国建立起至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经济增长剧烈波动阶段；改革开放后30年经济增长在波动中提升较快阶段；从2010年第三季度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并追求稳增长发展阶段以及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

　　就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来看，“文革”前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经济增长率的起伏由15.6%变化到4.2%；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在-27.3%～21.3%范围内波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率变化为由18.3%到负增长；从1965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范围由19.4%到负增长。如果把这30多年的经济增长率比作是一个经济机体的心电图的话，那么它的脉搏跳动是非常剧烈的。总而言之，这3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定的曲折，但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上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

　　就第二阶段而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自此，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增长率明显提升。197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和198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1.3%。后来，由于经济调整，1989年和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下降到4.2%和3.9%，但这并未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状况。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4.2%～7.7%之间。从2000年到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从8.3%上升到了14.2%。其中，这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5%、8.3%、9.1%、10.0%、10.1%、11.4%、12.7%和14.2%。同样将这30年的经济增长率看作是一个经济机体的心电图，那么它的脉搏跳动是平稳上升的。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取得的这一成就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到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同比开始下降，紧接着发生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三个季度急剧下滑到7.1%。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大力度的经济刺激政策，抛出4万亿资金，这一政策迅速扭转了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逐步回升到12.2%，但这一高增长率并没有持续下去。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经过2011年的4个季度，再经过2012年的3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出现连续10个季度的下滑，虽经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小幅回升但进入2013年经济增长率仍然没有明显升高。在2014年第一季度，它下降到7.3%，并且2017年第一季度为6.9%。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但追求稳增长发展的第三阶段。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即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第四个阶段。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到实践都在不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再转型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这也为实现经济稳增长基础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施路径。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保障，而这一保障又是建立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上。

　　经过上述四个经济增长和波动阶段，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具体而言，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两位数增长，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近8 700多美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总的来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了40年来的新高度，中国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转型，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在由弱变强。实践表明，中国已从落后国家转变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腾飞。

　　纵观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波动，但总体来说呈现出“高位平稳型”的增长态势。这一增长态势被国内外形象地称为“中国式的增长”。纵观历史，中国式的经济增长具有五大特点：(1)波动强度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前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后的11%左右，增长强度在不断下降。(2)波动深度不断减弱。经济增长的低增长率已经从改革前的高频率的负增长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正增长。(3)波动幅度趋于缩小。经济增长率的峰谷差值由改革开放前的近50个百分点下降到改革开放后的6个百分点。(4)波动的平均高度适度提升。经济增长率由改革开放前的年均6.1%提升到改革后的年均9.7%，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5)波动的长度明显延长。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短周期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长周期。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是在波动中呈明显回落趋势的，到今天为止虽没能止跌回升，但稳定在6.5%以上。这一经济增长率是否可持续？能否以此为基础走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中国经济稳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任何国家经过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都必然会遇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连续下降和幅度超预期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它破坏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因其所处地域不同、人口数量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和国内外的环境不同等等，所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表现出了不同的情况。

　　日本的经济增长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1953-1959年的7年中GDP年均增长率变为7.2%；(2)1960-1973年的14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上升到8.0%；(3)1974-1991年的18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下降至3.4%；(4)1992-2017年的26年间GDP年均增长率暴跌至1.7%，其经济增长率直到今天依然较低。从以上日本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可以直观得出，其经济并没有实现稳增长。韩国二战后的经济也经历了四个阶段：(1)1954-1962年的9年中GDP年均增长3.8%；(2)1963-1979年的17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上升至8.6%；(3)1980-1997年的18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下降至5.9%；(4)1998年到2017年的20年间，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下降至3.1%，近年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在3.0%左右波动。韩国的经济基本实现了稳增长。同时，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也经历了4个阶段：(1)1953-1973年的21年中GDP年均增长率变为5.6%；(2)1974-1991年的18年中GDP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0.1%；(3)1992-2000年的9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上升到4.1%；(4)在2001年到2017年的17年间，年均GDP增长率降至2.3%。并且，直到今天，美国经济增长率依然保持稳定。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后，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美国经济很快又重新上移，其经济增长也实现了稳增长，并且是高速稳定的增长。

　　国际经验证明经济增长不稳会被超越。一国的经济作为其综合国力的体现，经济稳增长是实现一国经济更好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早年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实现这一超越是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其中，美国的经济稳增长是其超越英国的必要的因素。与此同时，二战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被新兴国家所超越和当今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也印证了一国经济稳增长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在改革开放前30多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约9.8%的速度增长。但是，如图1所示，进入2010年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加，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并且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明显的放缓。虽然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9%，但这一经济增长率是否可持续仍令人担忧。显而易见的是，追求经济稳增长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1)中国是一个拥有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虽然十九大报告指出已经稳定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总体实现了小康。但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要继续实现养活14亿人口并且使其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的目标，较高的稳定经济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因素。(2)解决就业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任务，只有人民的生活有保障，社会才能更加安定有序。十九大也提出要树立优先就业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使人们能够充分并且高质量的就业，并提出就目前而言，解决人民充分就业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的困难。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向好发展，这就对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建设。因此，解决人们充分就业也应以经济稳增长为前提条件。(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实现中国梦。基本的经济增长率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基础，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在基本的经济发展速度上有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而且这个速度是可持续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以前基本维持在10.0%左右，创造了世界的“中国奇迹”，但从2012年起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维持在7.0%左右，未来是否可以持续稳定增长也是关乎是否可以早日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因素。据世界银行报告，2015年全球GDP总量74万亿美元，并且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4.8%与世界经济大国美国的24.3%仍然相差甚远。我国要达到世界经济大国的比重和发展水平，至少需要继续保持几十年的较高和较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4)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偏紧会使宏观经济环境趋紧，为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作为转方式和调结构的主体，如果企业利润下降，市场前景悲观，企业就没有信心和能力转方式和调结构。(5)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羁绊，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同时推进经济稳增长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才能逐步解决这一矛盾。(6)当今中国发展存在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其中，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弥补不确定性的影响，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首先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力发展中国经济，实现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图1 中国GDP年度增长率

　　国内外经验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只有稳增长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所谓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发展，同时也是反映了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理念。早在1992年7月开始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内容时，就提出了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经过反复论证和讨论修改，该《议程》于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也提出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着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将其作为中国今后15年内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并纳入中国社会发展长期规划。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并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

　　追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从改革进程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改革史。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断改革，最终使改革走向转型迈入新时代。其次，改革的内容和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的改革与过去提出的改革不同，现在提出的改革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提出的改革。同时，改革的内容、目标更加清晰。第三，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具体而言，GDP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实践证明，中国已经从落后国家转变为经济强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最后，开放呈现新格局。我国同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封闭国门”到半殖民半封建阶段；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三是全方位开放阶段。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同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追求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实践提出的必然要求。习近平从新时代和新实践要求出发，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思路。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不断解决中国发展主要矛盾，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新经济发展战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思想内容丰富，其主线就是新发展理念。新的发展理念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提供了全面、新颖和前瞻性诠释，可以通过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努力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着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过程的纲要。理论和实践表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也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首先是共同富裕，现实生活中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形成了不同的收入群体，对于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众，发展经济应以满足其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为基本目的。在这一基础上，要不断增加收入较低群众的收入，缩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次，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对于收入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人民群众而言，他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满足基本的小康生活之后对自身的居住环境、社会权利的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一部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代表着未来在人民群众整体收入提高后将会出现的需求。因此这也应该是我国社会生产和其他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这是因为我国要加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全过程中。也就是说，不仅要满足人们对物质需求的多样性的要求，而且要满足不同群众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贸易保护主义逼迫中国使然。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从2007年的70%下降到2017年的10%，但是对外贸易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为了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质量”即高质量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欧洲的民粹主义要求中国产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轻化、固化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大障碍。因此，随着国际经济竞争的压力加剧，各国都竞相争夺更多的利益。要使中国能够在贸易战中保持并且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必经之路。

　　综上所述，高质量发展和稳增长的关系同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致，即高质量发展要以稳增长为前提，没有稳增长就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是可以同时推进的，但绝不能只谈高质量发展而不讲稳增长。

　　四、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要实现在稳增长基础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是其强大的驱动力。不同的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从不同的层面对混合经济的概念提出多种不同的理解。朱光华教授从所有制的角度对混合经济进行界定，他认为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进行考察。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混合经济也是社会的混合所有制，它是指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其中，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格局，它就是一种社会的混合所有制。不同所有制成分联合形成的企业所有制形态是微观视角的混合所有制，也可称为企业的混合所有制[2]。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同时考虑所有制和经济调节机制两个方面，他认为，实施公私混合所有制和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所谓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是混合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3]。萨缪尔森等从经济调节机制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在当代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一个。相反，他们认为所有社会都是将两者混合，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4]。本文主要参考朱光华教授对混合经济的定义，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对其进行理解。其中，从广义上讲，宏观的所有制将混合经济定义为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共存和相互影响的经济形式，它们的不同比例关系被称为宏观混合经济的结构；从微观角度来看，混合经济应该被定义为企业中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状态，它们的不同比例关系称为微观混合经济的结构，这也是一种狭义的定义。

　　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人们对社会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是来源于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所有制是完全的私有制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第二种观点是完全的公有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计划完全理性的经济。上述两种观点就构成了社会所有制结构所建构的两极和两极之间的范围。现实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永远不存在达到两个端点的情况，而总是处于这个区间之内，即二者的组合。因此，即使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制也依然能以各种不同的地下方式运行。相关研究显示，苏联的地下经济以投机、隐蔽的私有企业、侵蚀国有财产等表现形式大量的存在[5]。同时，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粮票布票就是私有制很好的例子，人们在私下转让这些粮票布票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匈牙利突出的地下经济使其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出二重性。由此，可以得出，任何社会存在形式都是两种构想的组合。

　　根据上述分析，借助一个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模型[6]如图2所示，这一模型不仅可以从宏观角度反映经济结构的最优比例，而且也可以反映微观企业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优化比例。其中，这一模型是以社会总效用函数U(Pb，Pv)来表示，Pb显示了公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数量，Pv显示了由非公有制单位生产的商品数量。直接效用函数代表的社会总效用的高低由自变量Pv和Pb的值共同决定。这意味着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所有可能的情况是包含在其中的，即社会的总产品或企业总产出都是由两种成分生产的产品共同组成。

　　首先，混合经济结构优化是提高经济绩效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有的转型国家都追求经济绩效的提高，但混合经济结构优化与追求高经济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可以解释的。转型国家提高经济绩效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就是要实施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并不完全依托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它还需要考虑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等外生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只有经历了混合经济结构逐步优化过程的国家，才能保证其经济绩效稳步增长。对于不同比例混合经济结构的国家而言，这种优化可能会带来经济的推进，也有可能是相反的结果。

　　其次，混合经济结构的比例优化并非是静止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的混合经济结构比例、性质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并朝着均衡点不断运动，最终使其达到均衡状态。因此，对于不同发展情况的国家而言，其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比例、过程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依据本国经济在不同时间段的特征而制定了不同的适合本国发展的标准，并且这一标准难以用固定的不同所有制比例来衡量。例如，虽然欧洲和美国大体上都实现了混合经济的优化，但其各自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是极不相同的，美国的公有成分要远远小于欧洲一些国家。虽然不同的转型国家内部的优化标准因各自的特征而不同，但是混合经济结构优化存在一个比例区间。　

　　图2 混合经济结构的演变

　　最后，混合经济结构并不能直接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二者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与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实现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包括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内容，但混合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

　　基于以上对混合经济结构的认识，就中国而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研究者关注混合经济结构的优化问题。其中，陈宗胜等人根据测算结果得出，目前中国社会总资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还较小，中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公有经济制度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应当继续加大力度发展混合经济[7]。作为混合经济组成部分之一的国有企业既有企业的一般属性，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又有其独有的属性，即扮演着调节政府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角色，同时也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大量的文献主要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问题。其中，部分学者认为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具有“增长拖累效应”[8]和“宏观稳定效应”[9]，国有企业的规模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巨大。经验证据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国有经济规模过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即降低经济效率。有关文献通过实证得出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有企业的最佳比重，并且提出，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以及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10]。有的文献认为，虽然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府要想通过改造国有企业来提升社会净福利，就应依靠私有企业的力量。同时，政府在决策混合所有制结构时要重视私有企业的应对策略以及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11]。因此，宏观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的合理比例策略对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都是针对宏观混合经济本身进行优化的讨论，与此同时，独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微观市场主体结构本身和运行的绩效上都存在着更好的发展空间。在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时可以通过本身绩效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在某些情况下，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本身的优化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其中，某些幅度较小的变革可以简单地通过提高所有制内部的绩效来完成而不需要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混合经济结构优化不仅应从宏观角度考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的合理比例问题，更要注重微观企业主体内部不同经济成分的合理比例问题。

　　微观企业的混合经济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任务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1978-1993年的“放权让利”阶段；(2)1993-2003年的“制度创新”阶段；(3)2003-2013年的“国资监管”阶段；(4)2013年至今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即“分类改革”阶段[12]。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四个时期的改革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运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有些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隶属于国家的国营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股份制国有企业。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要想实现经济稳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内部混合经济结构优化的改革步伐不能停止。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不仅是追求经济利益，还要为整个经济体系创造公平竞争、适合发展的环境。只有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为国有企业的制度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必要的微观基础。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只有打破国有股一股独大甚至完全垄断的局面，政府和企业才能分开，通过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引入私人资本，进而构造合理的股权结构来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真正市场化。“新鲜血液”的注入对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正向效应。现在中国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第四个时期即“分类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要求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改革，尤其对于以钢铁、煤炭行业为例等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和以石油、铁路、电信等行业为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目前为止，“分类改革”的方式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总之，为了实现经济稳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混合经济结构优化不仅应该从宏观角度进行改革，其关键在于微观企业的重塑，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活力以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

　　参考文献：

　　[1]刘炯忠，叶险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刍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0，V(1)：25-30.

　　[2]朱光华.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新定位、新亮点[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3-5.

　　[3]木志荣.混合经济：中西方不同的路径选择[J].理论探讨，2006(1)：21-24.

　　[4]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5]艾德加·法伊格.地下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356-407.

　　[6]景维民，王永兴.原苏东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原因的新探索——基于混合经济结构优化视角的考察[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8(2)：62-66.

　　[7]陈宗胜，高玉伟.我国公有经济规模测度与深化混合经济改革潜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1).

　　[8]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1)：127-137.

　　[9]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1(5)：69-81.

　　[10]景维民，莫龙炯.经济转型时期国有经济最优规模研究——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17(9)：12-19.

　　[11]殷军，皮建才，杨德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内在机制和最优比例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6(1)：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