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宏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藏语系语言，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内容提要：关于汉藏语系的外延和内涵有许多不同意见。文章赞同传统四分法的学术观点，并以此作为出发点论证了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遗存和共同创新。文章以汉藏语系的9个基本数词为例，论证了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的同源关系。这种同源关系是建立在一批同源词基础之上的，这些同源词之间有共同的原始遗存和共同的创新，都是从共同的原始类型发展到现在的。另外这些类型特征在现存的语言里仍然残存着，如音节结构类型中的复辅音、结尾辅音等。这是我们今天赖以论证同源关系的基础和证据。

　　关 键 词：汉藏语系；历史遗存；同源词；数词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74）的资助。

　　1 引言

　　语言发生学分类的论证，就语言结构来讲，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语言集团的共同遗存，包括同源词和同源形态的遗存，语音特点的遗存等，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努力求证的；二是该语言集团的共同创新。前者是分类的依据，是该语言集团同源关系的证据；后者是特征，是路径，是该语言集团的标志。二者缺一不可。

　　本文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是基于传统的发生学分类方法，基本上赞同李方桂、罗常培有关汉藏语系的分类方法，但是境外的一些汉藏语系研究的学者，以及境内的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早已经过时了。本文不这么认为，是否过时，用证据说话。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数词是文化词，比较晚才在语言中产生，而且互相借用的可能性比较大。本文也不同意这一看法，藏缅语族语言分化时间至少在4000年以上，分化后各奔东西，基本上不可能再互相接触，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一致性只能够用同源来解释。至于其他语族，如侗台和苗瑶两个语族，数词借用的可能性不能够排除。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是借用，也要提出借用的理由，什么时间借用？通过什么渠道借用？为什么要借用？等等。

　　本文拟以汉藏语系的几个数词为例，讨论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遗存，其中包括语音结构的遗存和同源词的遗存。需要说明一点，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语音演变规律的解释仅仅是初步的，更详细的论证请参见待出版的《汉藏语同源词谱》。①

　　2 数词“二”

　　“二”是汉藏语系中的一个明显的同源词。我们大体以书面藏文的语音形式作为它的原始形式，构拟形式为*gnis。下表1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二”的读音。

　　“二”的同源标记最主要的特征是它的基本辅音为n，这一特点几乎仍然保存在汉语、藏缅语族的大多数语言或方言里。在有的语言中由于受主要元音高元音i的影响，n变为。“二”的同源标记另一个特征是主要元音为前高元音，这一点也基本上保留在大多数现在活着的语言里。“二”的同源标记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结尾辅音为s，但这一点仅仅残存在少数语言里，如书面藏语、藏语巴尔提话、嘉戎语、拉坞戎语、Chepang语、Thangmi语、书面缅语等。而在其他语言里“二”的结尾辅音有的由s变为k，如仓洛语；有的由s变为t，如Kulung语、Lepcha语；有的变为喉门塞音或擦音，如缅语仰光话、塔芒语、Lushai语等。这些“二”的结尾辅音演变现象，可以成为汉语方言中去声来源于原始汉藏语的s韵尾一说的一个典型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二”在汉语的部分方言，如湘方言和官话区，以及苗瑶语族部分语言里都读成了零声母。这种音变在汉语中是有明显对应规律可循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苗瑶语族语言中的“二”读成零声母或喉塞声母是否也与汉语一样是由原始形式演变而来的。如果可以确定有同样的音变规则，那么苗瑶语族与汉语、藏缅语族有同源关系就可以大体确定。但侗台语族语言有两种语音形式，一种形式似乎与汉语的“双”有关，很有可能是汉语“双”的借词，如壮傣语支中的傣语、泰语、老挝语、壮语柳江话等，有关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另一种语音形式出现在侗水语支中，似乎与苗瑶语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壮语邕宁话与壮傣语支的语音形式不一致，却与侗水语支有一定的联系。

　　3 数词“三”

　　“三”也是汉藏语系语言中的一个同源词，其音变也有明显的规律可循。我们暂且构拟其语音形式为。下表2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三”的读音。

　　从表2中大体可以看出“三”这个数词在大多数汉藏语系语言里的基本辅音都是s，结尾辅音都是m，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语言的结尾辅音已经脱落，尤其是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和部分羌语支语言。有以下三点值得进一步推敲。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汉语在内的大多数语言的基本辅音都是s，但有相当一部分语言的基本辅音发生了变化，有的变成d，如Jugli语，有的变成th，如Bodo语、那嘎语、喀尔比语、米基尔语、Rabha语，有的变成tθ，如缅甸语、茶洞语，有的变成l，如孔雅克语，有的变成h，如Meithei，有的变成，如博嘎尔语等。这种变化在局部分支语言里可看出一些对应规律，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辅音与多种辅音的复杂对应关系，只有用基本辅音在音变过程中脱落、而保留了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及其遗迹来解释。

　　第三，“三”作为汉藏语系语言的同源词最明显的证据是大多数语言几乎都保留了-m结尾辅音（韵尾）。在侗台语族中的读音基本上与藏缅语族相当一部分语言接近，但是许多人赞成侗台语族可能是汉语借词，却没有人说藏缅语族与汉语接近的词是汉语借词。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一定要通过对客观资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来。苗瑶语族大多数语言的声母都是双唇的辅音，而且韵尾-m的痕迹基本上已经绝迹，是否有同源关系，需要再进一步观察和论证。

　　4 数词“四”

　　“四”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可能是一个同源词。我们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zbli或*spli。这两种构拟目前仍然保留在藏缅语族的独龙语和门巴语以及苗瑶语族的勉语中。下表3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四”的读音。

　　从表3中大体可以看出“四”这个词的音变幅度很大，但规律比较明显，藏缅语族与苗瑶语族的读音比较接近，只有汉语与侗台语族的语言变化比较特别。但是也有对应规律可循，具体有如下三点。

　　第二，藏缅语族中的，往往是由sl复辅音变来的。其他语族的音变也基本上走的是这个音变之路。之所以要在spli或zbli前面构拟一个s-或z-，一个原因是为了表明这个复辅音在音变过程中，首先脱落了复辅音中的p-或b-，然后sl变；另一个原因是现在汉语中“四”基本上都读s声母，而且读去声，说明这个音节在音变过程中，音节的起首肯定有一个音素脱落了，汉语的读音就是构拟出这个脱落音素的重要证据。所以白一萍、李方桂根据汉语的读音将“四”的音节起首辅音都构拟为s-。②

　　第三，在藏缅语族语言内部，复辅音s-首先脱落，其后不同的语言，有的继续脱落了-l，保留了p-或b-，有的脱落了p-或b-，保留了l，有的语言将复辅音分化成为两个音节，如孔雅克语、Noctes、Lushai、Jugli、Lungchang等喜马拉雅南麓的语言。总之，虽然“四”这个数词现在的语音面貌在汉藏语系语言里已经面目全非，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窥见到它们同源的蛛丝马迹。

　　5 数词“五”

　　“五”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同源词。我们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这种构拟目前仍然部分或大部分保留在藏缅语族的Padam、Thangmi等语言里，还部分保留在藏文、苗语、勉语以及独龙语和Noctes等语言中。下页表4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五”的读音。

　　从表4中大体可以看出，“五”这个词的音变幅度较小，同源关系明显，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与汉语，它们的声母基本上都是舌根鼻音。藏缅语族与苗瑶语族的读音也有可比之处，只有汉语与侗台语族的语言变化比较特别。但是也有对应规律可循。

　　第二，本文构拟p-的主要理由是藏缅语族语言里，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带p-，或者带由p-演变出来的前置辅音w、f等。如分布在喜马拉雅南麓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的Boro、Noctes、Tiwa、Lushai、Lungchang、Chepang、Milang、Jugli、喀尔比、米基尔等藏缅语族语言，以及分布在中国境内的阿侬语、独龙语等藏缅语族语言。其次我们还考虑到苗瑶语族的语言，也几乎都是p-起首的声母（复辅音），甚至还包括了侗台语族中黎语支中的一些语言。至于部分语言有p-变m-的例证，这在藏缅语族语言如景颇语、达让语、拉坞戎语、义都语、Anglo-Lotha语以及侗台语族语言布央语、普标语、拉基语等语言里，都有非常具体的例证。

　　第三，至于的构拟，藏文是最好的例证，与藏语非常接近的门巴语错那话也是十分明显的例证。再就是苗瑶语族一些语言的例证也支持pl-的构拟。

　　第四，“五”作为汉藏语系的同源词的最重要证据是汉语和大部分藏缅语族语言以及侗台语族语言现在仍然保留了的读音。这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部分羌语支语言由于受鼻音变塞音或擦音的音变规律支配，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它们是同源词。

　　6 数词“六”

　　“六”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同源词。我们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kluk或*kruk。这种构拟目前仍然部分或大部分保留在藏缅语族的缅甸语、Jugli、独龙语、侗台语族的壮语邕宁话以及苗瑶语族的勉语中。下表5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六”的读音。

　　从表5中大体可以看出，“六”这个词在汉藏语系各语言中的语音面貌仍然大体一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的声母系统基本上是舌根塞音与边音或颤音组成的复辅音。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语族语言里都星星点点留下了残迹。尤其在藏缅语族的各语支里，都有明显的证据。有的语言塞音变成了同部位的擦音，有的塞音与后置辅音l或r结合而成塞擦音。这种音变在整个汉藏语系语言里屡见不鲜。

　　第二，处在舌根塞音后面的l或r，我们把它叫做复辅音中的后置辅音，马提索夫把它叫做流音，也有人把它叫做介音（孙宏开2001）。那么原始汉藏语系语言“六”的声母究竟是kl还是kr，本文前面构拟了两种形式，现在还不确定。从藏缅语族语言目前的语音情况来看，大多数语言应该是kr，但是从汉语、苗瑶语族语言和侗台语族语言来看，应该是kl。因为从汉藏语系语言的音变规则来看，kl变kr的例证比比皆是，而kr变kl的例证却凤毛麟角。因此本文认为从汉语、苗瑶语族语言和侗台语族语言的语音情况来看，原始汉藏语系读kl的可能性大，后来脱落了塞音，成为现在的l声母。至于l变t、n的例证，在藏缅语族语言、侗台语族黎语支语言里也屡有发生，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第三，“六”作为汉藏语系里的一个同源词，最显着的证据之一是大多数语言都保留了-k结尾辅音，这一点在汉语、藏缅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和侗台语族语言里都留下了显着的遗迹。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有的语言k演变成为喉塞，或者脱落过程中影响前面的元音变为紧元音。这些都有专文讨论过。

　　7 数词“七”

　　“七”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同源词。我们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snit或*snis。这种构拟目前仍然部分或大部分保留在藏缅语族的独龙语、景颇语、Bodo语、塔芒语、拉坞戎语、缅甸语等语言中。下表6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七”的读音。

　　从表6的语音形式中大体可以看出，“七”这个词在汉藏语系各语言中的语音面貌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从汉藏语系语言的种种音变规律中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它们演变的脉络，证明它们的同源关系。

　　第一，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原始汉藏语“七”的声母语音形式到底是什么，是鼻音、塞音还是塞擦音？因为藏缅语族语言以鼻音为主、塞音为辅，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则以塞音、塞擦音为主。如果它们之间有同源关系，那么它们的变化规律是什么？从藏缅语族语言看，“七”声母的主要语音形式为sn，但是在羌语中变为st，藏语的声母为d。我们原来以为藏语的“七”另有来源，但是分析了侗台语的资料，尤其是该语族黎语支的资料后，我们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认为n、d、t也许在早期就发生过交替现象，这样一来，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也许能够成立。那么st变ts，在汉藏语系语言里则是常见的音变规则，这样的解释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构拟“七”的原始语音形式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结尾辅音。我们构拟了两种形式，一种是-s，另一种是-t。前者在现存语言中是少数，后者是大多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拟测-s结尾辅音呢？主要原因是现在保留-s结尾辅音的语言往往是存古现象较多的语言，例如塔芒语、拉坞戎语、嘉戎语、缅甸书面语、门巴语、Byangsi、Limbu语等，而这些语言又星星点点分布在中国、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极其偏僻地区，它们互相借用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另外，在藏缅语族语言里，结尾辅音-s是一种古老的残存现象，它的音变过程中变-t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具体语言里-t变-s的例证却极其少见。

　　8 数词“八”

　　“八”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同源词。我们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brgjat，这种构拟主要根据藏语的书面语和口头形式。类似的形式还保留在羌语支的嘉戎语、拉坞戎语和喜马拉雅南麓的Lushai等语言里，以及部分保留在藏缅语族的塔芒语、汉语的方言和大部分侗台语族的语言里。下表7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八”的读音。

　　从表7的语音形式中大体可以看出，“八”这个词在汉藏语系各语言中的语音面貌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从汉藏语系语言的种种音变规律中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它们演变的脉络，证明它们的同源关系。

　　第一，要论证“八”的同源关系，最主要的是归纳清楚复辅音（声母）系统的演变脉络。何以“八”的声母系统在汉藏语系语言里演变得如此面目全非？我们从藏文以及保留在现代藏缅语族语言里的一些语音形式，大体看到了一种由复杂（辅音群）到简单的辅音演变链。它们的演变方式可参看孙宏开（1985）。其实这种演变方式不仅仅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存在，基本上可以覆盖整个汉藏语系语言。

　　我们观察到，原始汉藏语的brgat的音节声母部分的语音形式基本上呈现在嘉戎语的中，仅仅b弱化成了v，9弱化成了。而在喜马拉雅南麓的Lushai语里，声母系统分化成为两个音节，脱落了g。到了塔芒语里，则脱落了gj。变化最大是藏缅语族彝语支和羌语支南支的语言，以及苗瑶语族语言，它们的变化大同小异，有时候变化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如苗瑶语族巴哼语的读音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嘎卓语、羌语支的史兴语读音完全一样。彝语支的柔若语、土家语，羌语支的尔苏语、贵琼语、西夏语则与苗语、布努语、优诺语、勉语读音接近。至于汉语、侗台语族一些语言，则保留了原始汉藏语形式的一头一尾。奇怪的是侗台语族黎语支的语言，则又保留了原始形式复辅音的核心部分。也许有人会说，侗台语族中的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是晚期从汉语中借入的词汇，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第二，“八”的同源关系另一个重要证据是结尾辅音-t。它几乎星星点点残存在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所有保留辅音韵尾的语言里。从各家构拟的不同层次的原始形式看，几乎都构拟了-t，也可以证明其同源关系是比较确凿的。

　　9 数词“九”

　　“九”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同源词。我们构拟它的语音形式为[*]rgu，是一个不带结尾辅音的开音节词。这种构拟主要根据羌语、藏语方言的书面语和口头形式，类似的形式还保留在羌语支的嘉戎语、拉坞戎语和喜马拉雅南麓的Lushai语等语言里，还部分保留在藏缅语族的塔芒语、汉语的方言和大部分侗台语族的语言里。下表8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九”的读音。

　　从表8中“九”的各种语音形式中大体可以看出，“九”在汉藏语系各语言中的语音面貌大同小异，它们之间的确有同源关系。

　　第一，几乎所有的语言中“九”的声母都与软腭塞音有关，但是清浊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多数存古现象比较多的语言，往往读浊音，而且带有前置辅音，例如藏文、羌语支语言、部分彝语支语言，喜马拉雅南麓的藏缅语则清浊皆有，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则大多数读清音，而且基本上没有前置辅音的痕迹。我们基本上倾向于将“九”的声母构拟为浊音。

　　第二，至于是否有前置辅音的问题。现存藏缅语族语言里有4类前置辅音，一类是d-型的，如藏文、独龙语等，一类是r-型的，如羌语、藏语的方言等，这两类可以看做为一类，d-可能与r-互换，藏语方言中就出现了这种变化。另一类是同部位的鼻冠，如扎巴语、拉坞戎语、尔苏语、纳木依语等。再一类是s-型的，如Boro语、普米语等。我们倾向于将“九”的前置辅音构拟为r-。

　　10 数词“十”

　　“十”在汉藏语系语言里是否是一个同源词没有特别的把握，但是在不同层次的支系语言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有比较密切的同源关系的。根据部分语言的情况暂且构拟它的原始语音形式为。这个构拟，基本上是根据多数藏缅语族语言、汉语、侗台语族尤其是临高语等的读音状况设计确定的。下页表9列出部分汉藏语系语言中“十”的读音。

　　从表9中“十”的各种语音形式中大体可以看出，“十”在汉藏语系各语言中的语音面貌差异极大，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归纳得非常清楚。

　　第一，“十”在藏缅语族语言中多数读塞擦音ts，而齿龈塞擦音的来源可能是st。例如现存普米语中“十”的辅音就是st，另外部分藏缅语族语言的声母是t，如Ao语、Dhimal语、Rabha语、Milang语、Chepang语、Lepcha语、Meithei语等。因此这种构拟至少有部分现存语言的支持。

　　第二，我们构拟“十”的结尾辅音为-p，主要依据是汉语、部分苗瑶语和大部分侗台语的语音状况。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我们也发现少量-p结尾辅音的例证，如印度的喀尔比语、米基尔语、Thangmi语，中印边境地区的Miju语、苏龙语、格曼语等。此外，前人在构拟“十”这个词的时候，也几乎不约而同地构拟了-p结尾辅音。

　　11 讨论和说明

　　1）我们这里讨论的历史遗存主要是希望以事实证明哪些语言有同源关系。上面列举的9个数词，除了数词“十”的同源关系论证把握不是十分大以外，其他8个数词，我们认为应该是比较确凿的同源词，主要是因为目前各语言的语音面貌仍然残存着原始语言未分化以前的一些残迹。例如复辅音的残迹，这方面虽然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脱落、替代、弱化、分化、换位……），但仍然在许多现实语言里留下了不同形式的遗留。再如结尾辅音的残迹，我们看到原始汉藏语语音格局中的一些结尾辅音-m（“三”的结尾辅音）、-p（“十”的结尾辅音）、-t（“八”的结尾辅音）、-k（“六”的结尾辅音）、-s（“二”的结尾辅音），仍然星星点点地残存在各个支系语言里。许多语言词的语音形式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变化的语音形式之间找到了变化的脉络和路线。依据这些路径我们画出了它们原始面貌的形象，即构拟出了各个数词的原始语音形式。

　　2）有人认为，构拟原始汉藏语的语音形式好像是“鬼画符”，过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界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议论。本文认为，以已知文献和大量具体语言实际情况为依据进行语言演变规律研究，对残存在现实语言中的各种语言现象进行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并对客观语言事实进行选择和拼接，这种原始母语的拟测是一种科学的推测和假设。虽然这种推测可能带有某种的主观成分，但绝不是任意的胡猜，更不是“鬼画符”。本文构拟的9个数词，都在实际语言中找到了大量具体的例证。今后的构拟仍然要坚持这一条原则。

　　3）构拟的语音形式并不是现存语言现象杂乱的堆砌，而是洞察了大量音变规律，根据原始汉藏语语音系统的理论框架，有选择地将原始遗存找出来。构拟的形式一定能够解释所拟测的对象语言现存的语音形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构拟的语音形式与所有具体语言之间的语音演变规律有深入的了解。有些现象暂时无法解释，也许是音变规律中的例外，可以存疑。但是这一定是局部的，所以应该是允许的。

　　4）过去有一些人在开展历史比较研究拟测原始母语的过程中，往往采用远程乃至超远程构拟法，即将两种差异极大、分化时间极其久远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在所谓的严格语音对应规律的基础上，确定一批“同源词”。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简便，但是这些“同源词”往往经不起进一步的检验。最主要的是这些词在该语言集团内部并不一致。因此这些同源词的可信度大大降低。本文所进行的这次比较研究，是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将比较对象的语言集团中大部分语言词表收集起来（已经收集到近400种语言和方言点的语料），做出对照词表，然后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存古现象比较多的语言开展比较研究。选择的词首先在该语言集团团（语族）内部多数是有同源关系的，然后开展语族之间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判断哪些是原始遗存，哪些是共同创新。最后做出原始共同语的构拟。

　　5）在开展汉藏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过程中，困扰研究人员最头痛的问题是区别同源词和借词的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否定不同意见者提出的同源词时，往往会指出它不是同源词，而是借词。本文认为，提出同源词固然要论证，说它是借词，也要需要论证，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借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总之，不论说它是同源词还是借词，都需要证据。我们确定的同源词，往往在同语族乃至同语系都可以找到证据。如果说它借用，那么它在这个语言集团分化以前就已经有关系了。

　　6）原始汉藏语构拟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音节结构的形式问题（参看孙宏开2014），即每个音节的起首辅音群究竟是复辅音，还是由前缀堆砌起来的词缀群？一种意见认为，类似于本文构拟的“八”brgjat，其中b-、r-都是前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原始汉藏语系语言应该是既有前缀，也有复辅音前置辅音，前者是形态的问题，后者是复辅音的问题。构拟原始汉藏语系的音节结构应该以前置辅音为主要研究点，而不是形态成分，二者应该加以区分；术语也不应该用Prefix，而用Pre-initial，否则无法解释复辅音前置辅音的来源。孙宏开（2014）还提出了区分前缀和前置辅音的8条原则。

　　7）与上面的问题相关的问题是原始汉藏语系是单音节词根语，还是一个半音节或多音节为主的语言？孙宏开（2014）明确认为原始汉藏语系语言是单音节为主的语言，其后出现的许多汉藏语系的一些重要特点，如量词的产生、声调的产生等许多语言要素，都是与单音节相关。该文同时还认为，只有单音节语言，才有可能出现复辅音要素中的一些音素简化的可能，这是因为在一个音节内部，在长期语音音变的过程中，互相挤压，才会出现各种音变方式。如果是多音节中的一个个独立的音节，脱落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8）本文在解释语音对应关系时，着重音节的两头，而忽略了音节的元音部分。原始汉藏语音节的主要元音由于受音节两头的影响，千变万化，几乎无规律可循，而重要证据是音节的两头。另外本文不把音节起首的辅音或辅音群叫声母，也不叫音节的结尾部分叫韵尾，并不是要否认汉语的声韵调分析法，而是因为按照声韵母分析法构拟的系统过于繁杂，也不够系统。因此在术语的采纳上，本文避免了声母、韵母的提法。

　　本文曾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1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广州，2015.3）、“第五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徐州，2015.6）上宣读，写作过程中又得到冯胜利先生、杨亦鸣先生以及《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审专家指正，谨此一并致谢！文中若有舛误，概由笔者负责。

　　①《汉藏语同源词谱》本来是2004年作者和丁邦新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讨论酝酿的项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够进行。现在正在积累资料。

　　②有关藏缅语族或汉藏语系的一些音变规律的讨论，请参阅孙宏开（1983）、孙宏开（1991：1-144）。

　　原文参考文献：

　　[1]Sun,Hongkai(孙宏开).1983.Zangmianyu ruogan yinbian tanyuan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On the origin of several phonetic variation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Zhongguo Yuyan Xuebao(chuangkanhao)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the first issue)],269-298.Beijing:Shangwu Yinshuguan北京：商务印书馆[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2]Sun,Hongkai(孙宏开).1985.Zangmianyu fufuyin de jiegou tedian jiqi yanbian fangshi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l cluster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their evolutional patterns].Zhongguo Yuwen中国语文[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985.6:433-442.

　　[3]Sun,Hongkai(孙宏开).1991.Zangmianyu Yuyin he Cihui Yishu de Daolun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的导论[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and Vacabulary of Tibeto-Burnan Lanauges].Beijing: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yhe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4]Sun,Hongkai(孙宏开).1999.Yuanshi hanzangyu de fufuyin wenti:Guanyu hanzangyu yinjie jiegou gouni de lilun sikao zhiyi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Issues about the clusters in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s:Theore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re-constructing of the syllabic structure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1)].Minzu Yuwen民族语文[Minority Languages]1999.6:1-8.

　　[5]Sun,Hongkai(孙宏开).2001.Yuanshi hanzangyu zhong de jieyin wenti:Guanyu hanzangyu yinjie jiegou gouni de lilun sikao zhisan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Issues about the glides in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s:Theore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re-constructing of the syllabic structure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3)].Disanshisijie Guoji Hanzagyu Huiyi第34届国际汉藏语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October 23-27.Kunming:Yunnan Minzu Daxue昆明：云南民族大学[Kunming:Yunnan Minzu University].

　　[6]Sun,Hongkai(孙宏开).2014.Qianzhui,qianzhi fuyin haishi erzhe jian' eryouzhi:Youguan hanzang yuxi yinjie jiegou gouni de taolun前缀，前置辅音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有关汉藏语系音节结构构拟的讨论[A prefix,apre-initial or both? A discussion on the syllabic structure of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Yunnan Shifan Daxue Xuebao(zhexue shehui kexue ban)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4.2:13-17.

　　[7]Sun,Hongkai(孙宏开).2015.Dongya diqu de yuyan jiqi wenhua jiazhi东亚地区的语言及其文化价值[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value of East Asia].Ji'nan Daxue Xuebao(zhexue shehui kexue ban)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5.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