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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数“新清史”学者看来，民国以来中国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宣布主权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亚非拉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义运动背道而驰，而从当下已经步入“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的21世纪的角度来观察就更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毫无合法性可言。“新清史”学者出于证明上述理论模式的有效性，不惜曲解史实以强证己说。 

　　　　●“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于话语构建，具体来说，族性/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认同决定论、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才是构筑其学术体系的三大基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中国学领域流行的“新清史”研究因标榜使用非汉文史料并以此为基础强调清朝的“满洲”乃至“内亚”因素，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对于“新清史”研究，中国学界多有探讨。但立足学术源流的深入分析、论证尚付诸阙如。本报记者围绕“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及其依据的语境资源等问题，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 

　　北美“旧清史”研究遭遇夹击而步步中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何时开始关注北美“新清史”研究？您的评价基于何种视角？选择该视角的原因何在？

　　钟焓：我关注“新清史”研究始于2005年。需要强调的是，我个人并非站在传统的“扞卫汉化”的立场前提下评价“新清史”。事实上，我已发表的不少论文关注点在于中古以降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长时段交融互动。

　　此外，我很早即对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和日本东洋史学者研习内亚史的治学方法颇感兴趣，尤其景仰罗佛、伯希和、樆雄等倡导发扬的那种“证据抵半，始立假说；证据周全，方可操觚”的无征不信、考证至上的坚实学风。近几年，我在学习消化一些前辈成果的基础上，曾陆续写过评价塞诺、傅礼初、乌瑞夫人、森部丰学术成就的文章。因此，从接触“新清史”着述之初，我即有意识地将其放在国际内亚史研究发展变化的趋势下加以审视，以试图发现其相比于前辈们的推进。遗憾的是，这种进展我至今并未明确发现。若进而追问，“新清史”究竟攻克了哪些前贤试图解决却未毕其功的重要实证课题，或者说，纠正了哪些学界以前轻信的错误考证结论？恐怕人们对此殊难做出肯定而明朗的正面答复。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清史”崛起的学术背景是什么？同时，您怎样界定“新清史”的范畴？当下它的研究现状如何？

　　钟焓：原先以清代政治史为主线的北美“旧清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因遭遇社科背景雄厚的“经济—社会史学派”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夹击而步步中衰。此时加入美国清史学界的一股新生力量，尝试引进新的思路方法以打开局面，由此催生出一批不同于以往“旧清史”学术路径的成果，这些成果从90年代初期前后开始问世，并一直延续到2000年以来。故我对“新清史”发轫时间的判断有别于眼下多数学者认定的始于罗友枝和何炳棣两人的论战。

　　“新清史”概念应取其“狭义”比较合适，即主要包含那些以清属内陆亚洲地区及其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因为若取其“广义”的话，势必会因范围过于宽泛而在现实评论中难以操作。需要提醒的是，决非所有研究上述地区及其人群的相关着作都可划入“新清史”之列，它应该符合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成果的发表大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第二，作者的稳定就职地点是在北美地区；第三，作者的学术身份属于西方现代学科定义上的中国学家而非所谓的阿尔泰学家等。

　　应该承认，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努力，目前该学派业已取得足以与“经济—社会史学派”和思想文化史研究鼎足而三的可观局面，甚至有的原属“经济—社会史学派”的学人也改换门庭、转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