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宗教学是一门产生于19世纪欧洲新兴的学科。自这门新学科的倡导者麦克斯·缪勒始, 宗教学的学者们不断地追问自己的学科究竟是什么。若是要回答这一根本问题, 不能同一百多年前的缪勒一样说“只知其一, 一无所知”, 而必须清楚地丈量宗教学这一学科的范围。实质上, 自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可以发现客观看待宗教的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思想与方法加入其中, 宗教学开始了其学科化的历程。宗教学思想的发展蕴含了人们看待宗教、追寻根本问题的思想史演进。

　　关键词：宗教学；思想史；学科化

　　作者简介：郭硕知,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宗教学理论、宗教心理学、道教与传统文化研究。

　　基  金：云南省重点培育新型智库“云南宗教治理与民族团结进步智库”研究成果；大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费项目“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交互性研究” (KYBS2018025)。

　　自产生以来, 宗教学的学术视域不断开疆辟土, 这一年轻学科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在思想史的维度中持续演进, 其中关注的热点也在与不同时代中人们对宗教本质与功能的认识相呼应。在这之前, 人类的思想中早已出现了理性、客观看待和分析宗教的萌芽, 它是研究宗教本质与现象的学科先声。

　　一、宗教学的先声

　　提到宗教学的历史, 人们或许会直接回溯到1870年弗雷德里赫·麦克斯·缪勒 (Friedrich Max Muller) 在英国皇家学会所作的题为《宗教学导论》的演讲。但宗教学并非仅从一次演讲中凭空而生, 而是在历史的逻辑中蕴化, 从当时欧洲的各种思潮中破茧。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先贤们的思想。

　　(一) 希腊哲学

　　古希腊的先哲中已经有人将宗教本身客体化, 视为分析和演进的对象。如爱利亚学派的早期代表克塞诺芬尼就曾提出神人同性的宗教学说。他认为埃塞俄比亚的神或许是黑皮肤的, 如果动物有人的能力, 或许会出现依照它们自己形象塑造的神像[1]。然而, 这一时期对宗教的探讨并不属于自觉的学术研究, 其大多是对于神本身的性质或神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各抒己见, 而非将宗教视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尽管如此, 希腊时期的探索者们却在信仰之外开辟了观察宗教的新视角, 即在哲学或戏剧的进路中诠释神灵。这无疑引入了希腊的人文精神与高扬理性的传统, 他们已经开启了宗教研究与纯粹信仰之间的决裂。

　　(二) 中世纪神哲学

　　受到了斐洛的逻各斯思想与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影响, 教父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得以产生, 神学中包含有教会论等接近宗教学的因素, 但无论其研究的内容或对象如何, 研究的宗旨均为护教, 他们目的是为基督教信仰做出辩护。

　　尽管德尔图良提出了“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2]的名言, 然而这恰是因为他受过希腊和拉丁的双重教育。奥古斯丁的神正论和知识论;以及安瑟伦、阿奎那等人系统的神学研究和对神存在的证明则进一步将理性引入信仰。这种哲学引入的高峰是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 各种对上帝的证明成了对亚里士多德永恒不动的第一因的探求, 并部分地构成了理神论的基因。这一时期对宗教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希腊和希伯来两个传统的成功结合, 产生了和发展了基督教神学。安瑟伦所言的“信仰寻求理解”成为了那个时代神学研究的精神, 恰是希望对神和有所理解的思考动力, 为后世宗教学的产生奠定了宗教内部的理性基础。

　　(三) 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张贴于德国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 (九十五条论纲) 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其“因信称义”的理念使得个体的人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信仰解释权的垄断, 进而能够直接诠释自己的信仰, 并反过来审视教会的合法性。

　　加尔文的“预定论”更是直接成为了美国清教徒们的精神信念, 并在新大陆展现了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力。这种宗教思想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启发了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研究。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加尔文宗预定论的思想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可以认为, 加尔文派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密不可分。在宗教改革中, 无论组织形态还是思想教义都被人们以置疑的眼光所审视。

　　(四) 宗教改革之后的宗教思想演进

　　宗教改革为平民化的平等与契约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在理性不断地深入信仰领域之后, 二者更大规模的博弈即将展开。16至18世纪, 理性的阵营不断壮大, 其中最激烈的或许是法国人试图取消宗教的战斗无神论,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和莱布尼茨的理神论。

　　总体而言, 战斗无神论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类似于伏尔泰所言的骗子遇到傻子。其根据机械的唯物论和极端的人本主义, 直接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提出批评, 言辞激烈。

　　而理神论与自然神论尽管更加温和, 却也完全不会顾及尼西亚大公会议提出的神学信条。不得不说, 当中世纪时, 上帝可以被理性证明推导出来之后, 泛神论等的提出是顺理成章的。在神学或哲学家那里, 神学中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 恰恰成为了神圣与世俗联通的阶梯。中世纪原本作为受造物的自然世界也在16、17世纪成为了神自身。

　　斯宾诺莎认为实体必定是自因, 它的本质包含存在, 因而只能是唯一的, 并认为只有整个自然界才是唯一和无限的存在。在他那里, 这个实体就是笛卡尔的最高实体, 即神, 此时神成为了具有广延和思维的物质实体。因此根本而言, 泛神论即是无神论。

　　与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不同, 莱布尼茨以没有部分的单子来表达事物的差异, 而单子之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世界则是神的安排, 神一旦安排好了自然的规律, 便不用随时插手。此论和宇宙设计论的证明差不多, 神依然是世界的前提, 然而神对世界运行的不干预却为理性所主导的科学挣得了地盘。

　　这一时期的宗教思想中, 无神论倾向明显, 至少上帝不再包揽整个世界的运行, 打破规律, 而是成为了世界本身或总设计师。此时人们拥有两种理性审视信仰的思路:一是中世纪用理性将神从世界中推导出来的进路, 二是文艺复兴之后将神或神迹取消的进路。一种是维护信仰的, 另一种则试图取消信仰, 至少淡化神圣。尽管二者在逻辑上相继, 却有不同旨归, 唯有将这一对矛盾扬弃, 追寻理性关照宗教的完整意义, 宗教学才可能诞生。

　　二、宗教学诞生的哲学根基

　　(一) 从康德谈起

　　对这两条理路的超越肇始于康德对现象和物自体的划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明了从思辨理性证明上帝只能有三种方式, 从特殊形状上升至世界之外的最高原因, 即自然神学证明;经验地以某个存有为基础而认为有设计者, 即宇宙论证明;完全先天地从理念中推出最高原因的存有。然而这三种方式, 即经验的和先验的两种途径都行不通。因为本体论所分析出的上帝是一个是者 (Sein/Being) 而不是上帝存在。上帝是一个是者是分析判断, “是”不是谓词, 没有增加任何概念, 而关于存在的判断是综合判断, 这样就割断了是与存在的联系[3]。

　　循着这一思路, 既然人类知识只能是先验范畴进入经验世界的先天综合判断, 其所面对的并不是对象本身, 而是现象, 那么超验的物自体就与此无关, 所以无论因果链条在经验世界中如何缜密, 也不可能推导至现象之外的物自体。按照康德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理性对于了解这个世界与最高智慧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绝对无能为力的。”自此, 康德使理性与信仰彻底分开。

　　因着这种划分, 泛神论、理神论、无神论等理性对信仰的介入自然也难以站稳脚跟, 无论将上帝等同于自然还是设计师, 都是理性通过对现象的认识而揣测的, 是先验而非超验。

　　这样, 证明神和取消神的两条进路都被封死了, 这在西方宗教史上反映了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主张依靠个人信仰与神直接沟通的思路, 宗教最核心的信仰与教会没有了绝对的必然联系。但是既然承认物自体, 也给宗教预留了自己应在的居所, 就这种意义而言, 既取消了理性对绝对者的窥探, 也将宗教、信仰与神灵做出了区分, 还原了宗教作为人间社会组织的形态。这成为了宗教学产生的哲学基础。只有对宗教本身或者宗教信仰而不对是神自身进行研究的学科才是宗教学。换言之, 神不是宗教学的研究对象, 人对神的信仰, 以及由此组织化而成的宗教才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

　　这一问题在康德这里已经得到了解决, 因而在思想史领域内, 康德哲学是宗教学在历史上的逻辑开端。尽管尚未系统化, 它还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的肇始,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步则很难想象宗教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按照美国人弗里的说法, 宗教哲学是元宗教学, 而宗教哲学也并非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 而是关于宗教的一种研究, 那么宗教学也应如此。正如缪勒所言的对宗教进行不偏不倚、真正科学的比较[4]。

　　至于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作为对至善追求和德性与幸福相适应而作的悬设则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那里却沿着这一悬设而设定出了一个“在地上体现上帝的 (道德的) 国的教会。” (即所谓理性宗教或道德宗教) 尽管他对教会的性质、制度、与世俗的关系甚至教会的功能等做了说明, 但是依然不能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学。他仍旧是从神学和哲学的演绎中而得到的结论, 其对现实宗教的解释也是出于哲学的目的 (获得至善) , 但是就内容而言, 康德对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为后世的宗教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根基1。

　　康德自身的宗教学说虽然至善, 但是他真正的贡献还在于通过对理性本身的批判将宗教从两种目的相左实质想通的理性道路中释放出来, 使宗教的还原成为可能。可以说, 康德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学学科产生之前的宗教学说集大成者, 也是这一学科得以可能的逻辑起点。自此, 理性退到了宗教之外, 神退到了理性之外。

　　(二) 黑格尔与费尔巴哈

　　此后, 黑格尔反对康德的物自体划分, 认为对神的认识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 并且以绝对精神的运行看待宗教的发展, 企图使理性不是进入而是替代神与宗教。然而这种思路之于宗教研究而言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混淆。至于青年黑格尔派 (施特劳斯、鲍威尔等人) 的宗教学说大多沾染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是黑格尔对基督教三阶段论的展开, 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原始教义已经是完全的谎言。这一学派主要为其政治和哲学、经济等思想服务, 算不上对宗教的学术研究。总而言之, 黑格尔一脉的哲学体系没有提出比康德更中肯的观察宗教的思路, 其贡献在于历史批判, 异化分析等方法的运用。

　　费尔巴哈同样如此, 他继承了鲍威尔的神是人本质的异化的说法[5], 认为宗教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因而打算将“人”从凑想的、非感性的精神世界中迎回来, 还原为世俗的, 感性的、有血有肉的、自然的人, 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宗教观。他将利己主义视作宗教的起源、一神或多神的崇拜划分为人本能和需求的不同, 并且区分了宗教与文化, 将宗教中善与恶改造成了世俗的利与害, 认为世间的宗教只是权力的崇拜, 从而试图消解传统宗教, 建立人本主义的“爱的宗教”。可以说, 尽管依然是以哲学而不是科学的方式进行着对宗教的诠释, 费尔巴哈思想却已经包含了将宗教客观化的趋势, 没有完全落入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窠臼。

　　三、宗教学的学科化

　　19世纪下半叶, 宗教学随着大学的世俗化、在进化论 (新的方法论原则) 等思潮的影响下, 宗教学诞生于英国的大学中。社会的世俗化是其产生的大的文化氛围, 宗教研究的理智性是其小的学术环境。其特征是将比较语言学作为宗教研究的科学方法而引入宗教研究, 进而迈出了现代宗教学研究的第一步, 即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语言学的宗教学。

　　这门学科的诞生不仅需要哲学上的逻辑起点, 而且需要学术上的现实条件。张志刚《宗教研究指要》中引用瓦登伯格的观点认为这些条件是:一是有了精通古代或异域语言的专业学者, 他们意识到了古代和东方宗教所达到的远见卓识不该被埋没;二是掌握大量资料的业余或志愿研究者;三是知识分子读者对于宗教知识有着大量的需求[6]。归根结底, 宗教学的产生要求开放的文化视野 (延伸到了基督教世界之外) , 社会的关切和学者纠正错误与偏见的追求三者的结合。

　　1870年2月至3月间, 在英国皇家协会下属的英国科学研究所, 德裔语言学家、神话学家缪勒作了着名的“宗教学四讲”。这4篇讲稿于1873年出版, 结集成为了宗教学学科奠基着作《宗教学导论》。此次演讲与该书的出版被学术界视作宗教学诞生的标志。之所以如此, 不仅是因为缪勒最早提出了“宗教学”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他针对传统的信念和流行的偏见, 论证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存在理由和主旨要义, 并且运用了科学的 (跨学科的) 研究方法。

　　他提出了“只知其一, 一无所知” (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 的名言概述宗教学的范围。表达了科学态度对待宗教的态度, 并强调“科学不需要宗派”。这其实是当时欧洲比较语言研究的共识, 语言学家缪勒将这种共识引入了宗教学研究。他认为宗教信徒 (只认识一种宗教的人) , 说不出宗教内在的性质, 如果要探讨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世界诸宗教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 并且任何宗教都不应要求得到特殊待遇。而且在缪勒的理念中, 比较的方法已经在其他知识领域产生了巨大成果, 那么它理应成为宗教学的基本方法。

　　为了解释宗教的起源与实质, 缪勒首先提出了“语言疾病说” (或“自然神话说”) 。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发现神话的表达方式是把所有的事物人格化, 而且把所有的关系都变成拟人化的行为。缪勒则进一步追问了人格化何以形成。

　　他指出古代神话中的神和有关神的故事, 都是起源于语词的性别化、个体化、实体化, 即语言的疾病。在原初的印欧语言中除了表现对象的名词, 表示某性质的动词外没有抽象的词, 因此在语言表示某种抽象存在的时候就会将此抽象概念当作主体, 并赋予性别 (拟人) 。词的内涵超出了它们所应说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语言的疾病”。

　　尽管缪勒依然使用“比较神学”和“理论神学”对其学科进行划分, 宗教学已经被他定位为真正的“人学”。实际上, 在他那里, “比较神学”讨论的是历史上各种宗教形态, 即“各种宗教传统” (并非单一) , 其是以比较为方法, 以各种宗教为对象的“宗教史学”。“理论神学”则解释宗教信仰的形成条件, 即“人的信仰天赋”, 其是以哲学反思为主导, 以解释人性为目的的“宗教学原理”。前者是宗教学的研究基础, 后者则是目的。二者的研究方法和方向都明显有别于神学, “神学”之名仅仅因为一种文化背景的惯性。

　　这样, 宗教学就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不仅在方法上, 更重要的是已经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基督教以外的世界, 并试图对其他文化系统中的宗教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解读。

　　宗教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回答的问题在于宗教的实质、现象、起源和功能。也分别衍生出来各种分支学科, 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进入宗教领域, 并把宗教作为研究的核心。它是一门科学, 科学与知识的学科化是近代的产物, 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基础凭空产生。自希腊时代起, 人们逐渐开始质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信仰与宗教, 并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与解读它们。中世纪的神学时代依然没能埋没理性的光芒。自宗教改革与康德哲学起, 思想家们渐渐将宗教拉回到经验世界, 以科学的态度去区分宗教与其信仰对象, 宗教学就在这样的思想支撑下得以诞生成为真正的世俗的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扞东.为人类首树偶像之神的哲学家:克塞诺芬尼哲学主体思想实质新论[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 25 (3) :114-118.

　　[2] 罗杰·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吴瑞诚, 徐成德,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10.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471-505.

　　[4]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6-13.

　　[5]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445-452.

　　[6]张志刚.宗教研究指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25-236.

　　注释

　　1 《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完成于1781年, 第二版完成于1787年,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完成于1793年, 并且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里已经没有了理性所证明的上帝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