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高端智库 进一步加强对策性研究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
2017年04月1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蔡毅强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张蕴岭研究员，本网记者蔡毅强/ 摄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建院40年来,中国社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而言,在国际研究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为支持中国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提供了哪些理论依据、智力支持?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张蕴岭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张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建院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请问您是何时开始到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在您工作期间经历了我院哪些比较重要的发展阶段?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是院成立以后第一批研究生,应该说社科院的发展和我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也是在社科院改变了人生进程、轨迹。为什么呢?我本来是学外语的,“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经历了十年的锻炼,1978年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生,我报考世界经济系,被录取,从一名地方干部,成了研究生院的学生,改变了十多年在地方工作的生活,投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在这里学习,毕业后在院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欧洲所、亚太所、日本所等担任领导,成立学部以后,我成为首批学部委员,任国际研究学部主任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领军作用。改革开放,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发展和转变,很多新的问题都需要研究,国家需要研究工作者提出决策建议。这样,社科院不仅要研究理论,还要为中央提供创新思想理论,提供决策建议。所以,社科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的,是接地气的。我做国际问题研究,回顾这几十年,归纳起来,就是了解外部世界,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让外国了解中国。国际研究学部包括8个研究所,现在还有一个国家智库,就是做这样的工作,成绩不小,影响力也很大,在诸多领域,我们处在引领地位。
我自己的研究既有理论,也有对策,还参与了许多实际的工作,主持我国牵头的一些地区性项目,出了不少专着和论文。应该说,在区域合作领域的研究和对策是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国家也争了光。我今年70多岁了,还在孜孜不倦的从事研究,起得早,睡得晚,总有干不完的事情。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说,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我们的要求更高,我们的任务更重,我们要站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科院在国际研究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为支持中国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提供了哪些理论依据、智力支持?
张蕴岭: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我们要深化对外合作,我们要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的角色也在变化,中国的作用也在变化,这时候我们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的说,国际问题研究,走过了了解外国的初级阶段,进入到深度研究和理论创新阶段。如今,中国与世界越来越联结为一体,国际问题不仅要研究外国,更要把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员、参与者、重大事务的引领者来研究,推动构建新的地区和国际秩序,拓展新的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我们国际学部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比如说像“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我们就提供了很多的成果,我本人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带有创新性的观点。其实,我本人的研究一直在跟踪和开拓前沿领域。我从研究世界经济一体化开始,到研究区域合作,参与具体的区域合作议程,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的自贸区,都是新的内容,一边做,一边学习,一边提高,一边创新思考,提出新的思路、思想,供中央决策参考。比如在构建自贸区中,我们提出来的渐进方式、经济合作方式、早期收获方式等等,都是带有创新性的。“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我主要进行战略性研究,提出来地缘构建、重建理论,提出建设海上新秩序,得到学界的认可,也对政策提供了参考。
国际学部涉及的领域很广,有国别研究,有区域研究,有全球研究,在这方面特别是中央提出来建设智库以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策性的研究。我想我们也有一些现在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的地方。实际上,中国社科院建院40年,它也走到一个新阶段,也要考虑后40年如何发展的问题。后40年,它的含义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实现了中国梦,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那时候我们无论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引领世界这些方面都要提出新的思想,来引领新的国际发展,来构建这种更加均衡、更加包容、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等。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很重要的担当,我们的研究也由重点了解国外、研究国外到把中国和国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理论要有前瞻性、战略性,国际问题研究要考虑中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学者理论水平更高,更能集中精力研究大问题,提出大理论。智库做对策研究,这很重要,社科院学者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在理论性、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的研究中走在同行的前面,能够提供新的思想、理论,引领我们国内的研究,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一谈对我院建院40年的寄语与期待。
张蕴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我认为,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这个要求,中国社科院要走在前头,这是要有责任担当,是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提供理论的创新产品。刚才我讲到,中国社科院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干好这件事,就是新阶段的最重要议程。
在两会期间,我就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准备了大会发言,也为此提案,发言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中国政协报》也刊登了我的文章,写了专题报道。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中国社科院对此肩负着特殊的重要任务。
记者 蔡毅强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张蕴岭研究员，本网记者蔡毅强/ 摄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建院40年来,中国社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而言,在国际研究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为支持中国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提供了哪些理论依据、智力支持?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张蕴岭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张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建院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请问您是何时开始到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在您工作期间经历了我院哪些比较重要的发展阶段?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40周年,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是院成立以后第一批研究生,应该说社科院的发展和我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也是在社科院改变了人生进程、轨迹。为什么呢?我本来是学外语的,“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经历了十年的锻炼,1978年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生,我报考世界经济系,被录取,从一名地方干部,成了研究生院的学生,改变了十多年在地方工作的生活,投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在这里学习,毕业后在院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欧洲所、亚太所、日本所等担任领导,成立学部以后,我成为首批学部委员,任国际研究学部主任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领军作用。改革开放,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发展和转变,很多新的问题都需要研究,国家需要研究工作者提出决策建议。这样,社科院不仅要研究理论,还要为中央提供创新思想理论,提供决策建议。所以,社科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的,是接地气的。我做国际问题研究,回顾这几十年,归纳起来,就是了解外部世界,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让外国了解中国。国际研究学部包括8个研究所,现在还有一个国家智库,就是做这样的工作,成绩不小,影响力也很大,在诸多领域,我们处在引领地位。
我自己的研究既有理论,也有对策,还参与了许多实际的工作,主持我国牵头的一些地区性项目,出了不少专着和论文。应该说,在区域合作领域的研究和对策是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国家也争了光。我今年70多岁了,还在孜孜不倦的从事研究,起得早,睡得晚,总有干不完的事情。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说,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国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我们的要求更高,我们的任务更重,我们要站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科院在国际研究领域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为支持中国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提供了哪些理论依据、智力支持?
张蕴岭: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我们要深化对外合作,我们要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战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的角色也在变化,中国的作用也在变化,这时候我们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的说,国际问题研究,走过了了解外国的初级阶段,进入到深度研究和理论创新阶段。如今,中国与世界越来越联结为一体,国际问题不仅要研究外国,更要把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员、参与者、重大事务的引领者来研究,推动构建新的地区和国际秩序,拓展新的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我们国际学部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比如说像“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我们就提供了很多的成果,我本人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带有创新性的观点。其实,我本人的研究一直在跟踪和开拓前沿领域。我从研究世界经济一体化开始,到研究区域合作,参与具体的区域合作议程,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的自贸区,都是新的内容,一边做,一边学习,一边提高,一边创新思考,提出新的思路、思想,供中央决策参考。比如在构建自贸区中,我们提出来的渐进方式、经济合作方式、早期收获方式等等,都是带有创新性的。“一带一路”提出来之后,我主要进行战略性研究,提出来地缘构建、重建理论,提出建设海上新秩序,得到学界的认可,也对政策提供了参考。
国际学部涉及的领域很广,有国别研究,有区域研究,有全球研究,在这方面特别是中央提出来建设智库以后,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策性的研究。我想我们也有一些现在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的地方。实际上,中国社科院建院40年,它也走到一个新阶段,也要考虑后40年如何发展的问题。后40年,它的含义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实现了中国梦,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那时候我们无论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引领世界这些方面都要提出新的思想,来引领新的国际发展,来构建这种更加均衡、更加包容、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等。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很重要的担当,我们的研究也由重点了解国外、研究国外到把中国和国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理论要有前瞻性、战略性,国际问题研究要考虑中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学者理论水平更高,更能集中精力研究大问题,提出大理论。智库做对策研究,这很重要,社科院学者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在理论性、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的研究中走在同行的前面,能够提供新的思想、理论,引领我们国内的研究,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一谈对我院建院40年的寄语与期待。
张蕴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我认为,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这个要求,中国社科院要走在前头,这是要有责任担当,是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提供理论的创新产品。刚才我讲到,中国社科院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干好这件事,就是新阶段的最重要议程。
在两会期间,我就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准备了大会发言,也为此提案,发言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中国政协报》也刊登了我的文章,写了专题报道。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中国社科院对此肩负着特殊的重要任务。
记者 蔡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