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经典 强健中华民族母体文化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2017年04月19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蔡毅强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左一） 本网记者 王肖/摄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哪些突出成就，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呢？这些研究又为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怎样的理论依据、智力支持？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请您谈谈我院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为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哪些理论依据、智力支持？
陈众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文学研究所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1964年成立的，建所伊始就遵照中宣部的指令，接手“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着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于是，筚路蓝缕，木铎启程。
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就曾十分关注外国文学，但从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实际成果基本上都是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固不乏亮点，却并不系统。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社会主义苏联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除迅速从苏联引进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以外，我国学者还适时地翻译介绍了别、车、杜及一系列由苏联学者编写或翻译的文艺理论着述，同时对俄苏及少量的西方文学开展了介绍和研究。对苏联主流文学的颂扬自不必说，当时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1959年的十年总结与反思，除了肯定与苏联、东欧文学，及一些亚非拉文学作品有关的斗争精神外，其他研究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
首先是对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其次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积累不少经验，引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方法。当时外文所刚刚接手的“三套丛书”一开始便步入停滞状态。自此至1977年，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休克期。但外国文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非常形式，如手抄、口传等隐秘方式成为一股温暖的潜流。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解放思想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外文所更是当仁不让，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第一，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第二，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前两个方面不言而喻，第三方面的显证之一是围绕人道主义的争鸣一定程度上为“以人为本”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初，朱光潜先生从外国文艺切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最初的论争。虽然开始的论争仅限于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但很快发展到了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3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有关人道主义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是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文章多达七百余篇。这无疑是对极左思潮的一次清算。两年后，讨论再度升温，并且加入了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
诸如此类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等认识问题上拉近距离，并一定程度上丰富这些价值和认知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
综观半个多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一、前十七年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从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三十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而且饥不择食，故而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一些问题，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将大有裨益。
然而，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观的真理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左一） 本网记者 王肖/摄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哪些突出成就，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呢？这些研究又为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怎样的理论依据、智力支持？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请您谈谈我院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有哪些重要的学术理论成果？这些研究为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哪些理论依据、智力支持？
陈众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文学研究所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1964年成立的，建所伊始就遵照中宣部的指令，接手“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着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于是，筚路蓝缕，木铎启程。
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就曾十分关注外国文学，但从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实际成果基本上都是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固不乏亮点，却并不系统。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社会主义苏联则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除迅速从苏联引进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以外，我国学者还适时地翻译介绍了别、车、杜及一系列由苏联学者编写或翻译的文艺理论着述，同时对俄苏及少量的西方文学开展了介绍和研究。对苏联主流文学的颂扬自不必说，当时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1959年的十年总结与反思，除了肯定与苏联、东欧文学，及一些亚非拉文学作品有关的斗争精神外，其他研究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
首先是对西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其次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为我国的文学及文化事业积累不少经验，引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观点和方法。当时外文所刚刚接手的“三套丛书”一开始便步入停滞状态。自此至1977年，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休克期。但外国文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非常形式，如手抄、口传等隐秘方式成为一股温暖的潜流。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外国文学的大量进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解放思想方面起着某种先导作用；外文所更是当仁不让，为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和支持。第一，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第二，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前两个方面不言而喻，第三方面的显证之一是围绕人道主义的争鸣一定程度上为“以人为本”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初，朱光潜先生从外国文艺切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最初的论争。虽然开始的论争仅限于人性与阶级性问题，但很快发展到了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3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有关人道主义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是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文章多达七百余篇。这无疑是对极左思潮的一次清算。两年后，讨论再度升温，并且加入了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
诸如此类为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人本等认识问题上拉近距离，并一定程度上丰富这些价值和认知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
综观半个多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一、前十七年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从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三十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模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而且饥不择食，故而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一些问题，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将大有裨益。
然而，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观的真理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